排查间谍
这是一个公安机关与特务分子斗智斗勇的故事。仅靠掌握的从电报中破译的一个特务代号“0409”，国家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用三个月的时间，成功破获一起试图行刺毛主席的特大阴谋，将一个特务组织一网打尽。
1949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某监听台截获了一份密电，发报者不知如何窃取到毛主席即将访问苏联的情报，并将该情报发给了台湾“国防部”。
事关重大，工作人员立即把这一发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指示： “公安部，在我回来之前，镇压了这个反革命。”
主席出访苏联的日期是12月16日，敌特分子要利用主席出访一事作什么文章？有没有行刺的可能？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要求大家必须尽快破案，确保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杨奇清又亲自挂帅，成立了由公安部与北京市公安局精锐力量组成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了，但从哪里着手调查？当时所掌握的信息，除了破译的电文和一个特务代号“ 0409 ”，专案组对敌特分子其他信息一无所知。
办案人员先是猜测“0409”可能是姓氏，翻译成汉字，就是“郭、巩、顾、国”几个字的其中之一。顺着这个思路，专案组从两个方面下手侦查：一是利用电讯测向车在北京城内查找敌台位置；二是从北京市各分局户籍档案上查找“郭、巩、顾、国”四姓中，可能与本案有关的嫌疑人。
但几天下来，这两个办法收效甚微。北京城太大，又没有具体的侦听范围，电讯车侦听在短时间内难以奏效；第二个方法也宣告失败：1949年的北京有209万人，在不知道嫌疑人大概身份的情况下，想找到他无疑是大海捞针。
专案组很快转变思路。
他们发现，电文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汇款”二字，二是在截获的几份电文中，都出现了一个人——计小姐。特务们每天都在发报，既然在工作，那就需要经费。杨奇清建议专案组把调查重点放在汇款上，重点排查北京的银行、钱庄、邮局等所有可以办理汇兑的地方。
可是，曹纯之带人将北京城内查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有关“计小姐”的取款汇款记录。不在北京，会不会在河北或天津？果然，在天津排查的办案人员发现了一笔从香港金城银行汇到天津金城银行的款项，收款方为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取款人为“计爱琳”，还留下了印章。
没过几天，在天津的白国银行又查到一张存款单，存款人又是“计爱琳”，存款时留下的地址是北京市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这说明她取款后马上进行了转存。
当时留下存款地址，是怕万一存款出现问题，银行可以按地址通知存款人去处理。可她没想到，正是这一信息的暴露，成为专案组顺利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
排查发现，“计爱琳”留下的地址在北京市公安局外二分局第十派出所辖区。这个大院甲7号***住着3户人家，其中一户姓沈，户主为商人沈德乾。沈德乾的老婆叫计致玫，计致玫的妹妹叫计采楠，侄女叫计雪玲，这3位计姓女子都住在沈家。那这3人谁是电报中的“计小姐”呢？
从年龄上看，计雪玲才15岁，还是学生，可能性不大；计致玫35岁，计采楠29岁。比较之下，办案人员把重点放在了计采楠身上。从北京新桥贸易部公司的调查得知，计采楠正是该公司的员工。这下基本可以确定，电文中的“计小姐”，就是沈德乾的小姨子计采楠。
尽管初步锁定了嫌疑人，但专案组并不知道他们要利用主席出访的信息作什么文章。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接着展开了外围调查。
首先是监视计采楠的行踪，监听她的电话；再就是在沈宅附近安排线人，监视其日常行动。不久，线人汇报说，有一次听到沈德乾和老婆计致玫吵架，沈德乾大声嚷道：“我还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钱？！我要把你们给告了，你们谁也活不了！”原来，沈德乾因为经商的缘故经常找计采楠借钱，计致玫让沈德乾把钱还给妹妹，二人由此吵闹起来。
一个经商的老板找一个普通公司员工借钱，显然不合理，这说明计爱琳手里有很多钱，而且钱的来路有问题。沈德乾抓住了她的把柄，才敢有恃无恐，借钱不还。
不久，对计采楠的外围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
调查发现，计采楠除了姐姐计致玫以外，还有一个哥哥叫计兆堂，一个弟弟叫计兆祥。看到计兆祥这个名字，办案人员想起一件事。
北平解放后，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向北京市公安局上交了他所掌握的全部敌特人员名单。档案显示，国民政府内政部曾经在北平办过一个特训警校，该校学员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潜伏、搜集情报、收发报、投毒、暗杀、爆破等，而计兆祥正在此校1948年的最后一批毕业生名单上。
据在押特务叶清林交代，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绥靖总队队长陈恭澎在撤离前安排了一批特务在北京潜伏下来，计兆祥也是其中一员。叶清林还透露，他曾在1949年3月份见到计兆祥带着妻子到医院做产检。据此，专案组分析，计兆祥极有可能还在北京，而且可能与我方要查找的电台有关。
与此同时，电讯车的侦听工作也有重大突破。军委情报部门根据潜伏电台发报的习惯时间、手法、频率、波长等特点，经过反复侦听，监测到此电台在离王府井不远的南河沿磁器库南岔道一带。办案人员经过对这一带住户的梳理，一个叫计旭的可疑人物浮出水面。
计旭，北京人，出生于1924年，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员工；妻子吴岚，出生于1925年；夫妻二人充有一子计虹，不满周岁。一家三口租住在南岔道7号张家大院。
又是姓计，而且在电台发报范围内，那他会不会就是计兆祥？
公安人员很快找到了计旭和计兆祥的照片，经过比对，发现确为同一人。曹纯之又让在押的两名计兆祥的特训班同学当街辨认，二人一看到买菜回来的计旭，马上认出正是计兆祥！另外，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的总经理不是别人，而是计兆祥的姐夫沈德乾。这样一来，所有证据都已确认：计旭就是计兆祥。
确定了计旭的身份，那么计兆祥是不是代号为“0409”的潜伏特务呢？
从户口登记册上看，一年内计兆祥搬了3次家；截获的电文是也发现，他最后一次搬家还向台湾报告过。因为没有钱，他向台湾当局申请经费，并在电文中说用面粉充当房租，这与计兆祥家房东的说法也一致。最重要的是，他每次搬家的地点，与电讯车侦测到的电波信号地点也基本一致。
办案人员以查电表为由检查了计兆祥家的电表，发现他们家每天的用电量比普通人家多出好几倍。侦察员又在大院的一间房内安装了可以监测电讯信号的小灯泡，结果发现灯泡闪烁的频次和电台发报时间完全相同。
所有证据已经表明，这个潜伏的电台就在计兆祥家里！
出于放长线钓大鱼的考虑，专案组没有急于抓捕计兆祥。杨奇清因为要布置毛主席访问回国的安保工作，将案件的侦破工作交给了李克农，李克农要求重点监视计兆祥和计采楠，计兆祥则为监控的重中之重。
台湾方面似乎也发觉有危险，在一封电文中指示计兆祥，不要再让“计小姐”帮他取款。计兆祥接受指示，将取款人改为吴光宇。吴光宇是计兆祥妻子的表哥，天津忠祥棉布庄股东之一。几天后，台湾保密局指示天津天源义记行的王寿恒，给吴光宇送去20两黄金，之后再把黄金交给计兆祥。
之所以由义记行转交而不是直接汇到棉布庄，是因为义记庄的老板去了台湾，把天津的资产交给王寿恒和雷玉璞打理，这二人是老板的外甥和侄子，也是潜伏在天津的特务。因为义记行往来商人多，可以很好地为特务们做掩护。
至此，又有两个隐蔽的特务窝点被公安机关掌控。
1959年2月17日， 毛主席从莫斯科动身返回北京。消息传到北京后，公安部决定在主席回国前收网，逮捕计兆祥、计采楠等人。
2月16日上午， 专案组总指挥李广祥向北京市公安局和天津市公安局同时下达了逮捕计兆祥等人的命令。抓捕小组本想等计兆祥发报时抓他个现行，结果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发报。小组组长张烈判断计兆祥今晚可能不会再发报，决定立刻行动。几名公安人员踢开房门，将睡梦中的计兆祥夫妇逮捕。
经过搜查，在计兆祥家中搜出美式直交流15瓦电台一部，密码本4册、电报底稿2册、美式2号左轮手枪1把，还有其他谍报人员工作方法手册等。在计采楠信息搜出“计爱琳”印章一枚，正是她领取活动经费时所用。
在铁的事实面前，计氏兄妹对间谍行为供认不讳。
讯问得知，像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一样，计兆祥一人负责电台的台长、报务、译电和情报搜集、整理的全部工作。不过，计兆祥比余则成还要厉害，因为他有电台，也会收发报。因此，计兆祥被敌特分子称为“万能台”，其他特务均为他的外围辅助人员。
计兆祥交代，从1949年2月一直到被捕，他***发报215次，收发件文稿多达3万字。 通过他的情报，国民党空军6架B-24轰炸机，炸毁北平南苑机场飞机4架，死伤20余人。他发出的毛主席将出访苏联的情报，则引来了一场刺杀主席的大阴谋。
原来，收到计兆祥的情报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刻向蒋介石作了汇报。经蒋介石同意，毛人凤决定进行一场刺杀行动，利用潜伏在东北的敌特组织，组成一个“东北地下技术纵队”。
他们的计划是：
把“纵队”分两路，在主席前往苏联的路上从专列两翼进行堵截，一路破坏长春的14号铁路，使专列颠覆，之后进行现场截杀。另一路潜伏在哈尔滨车站等候，如第一路未成功，第二路则在专列经过地点埋设定时炸弹，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因为时间仓促，没等他们安排好，毛主席已经去了苏联。他们就准备在主席回国时再行刺杀。
根据计兆祥等人的交代，公安人员隐藏地特务预定的地点守株待兔，台湾派出行刺的特务跳伞刚落地，就立刻被我俘获。之后，侦查员假扮台湾特务与“东北地下技术纵队”接上了头，将其一网打尽。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依法判处计兆祥死刑，其他相关人员根据情节轻重，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