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历史的西晋历史

扫灭蜀国

灭蜀之战是三国后期的吞并战。263年，曹魏实际领袖司马昭决定向蜀汉发动战争，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分东、中、西三路进攻汉中。蜀汉则以姜维为首组成抵抗军，据剑阁天险与魏军相持，魏军不能前进。邓艾遂率精兵偷度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不战出降，姜维闻讯后带部投降钟会，兵变不成，自刎而死，蜀汉灭亡，开始了三国时代统一的序幕。

曹魏禅晋

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晋武帝司马炎，改元泰始，曹魏灭亡，晋朝开始。

荡平吴国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

太康之治

266年，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西晋，定都洛阳。280年灭吴，王濬送吴主孙皓于洛阳，晋武帝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至此，全国重归统一。为开创新的业绩，司马炎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

重视农业生产。朝廷采取措施，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充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泰始二年（公元267年），晋武帝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令。史料记载，泰始五年（公元270年），汲郡太守王宏认真履行朝廷的旨意，勤恤百姓，疏导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晋武帝特下诏褒扬，赐谷千斛。后来，晋武帝还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西晋统一后，晋武帝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上述措施的推行，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晋纪·总论》中反映河洛地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是这样描述的：“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西晋谷仓罐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表明人口数量的增长是相当明显的。

为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晋武帝于太康元年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

西晋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时影响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

晋武帝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有一次，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晋武帝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华贵服饰。晋武帝把这件“雉头裘”带到朝堂，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朝臣见了这件稀世珍宝，个个惊叹不已。不料，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雉头裘”烧成了灰烬。他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因此要当众焚毁。他还下诏说，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必须判罪。

咸宁六年（280）四月改元太康。在以后的10余年间（280—289），是西晋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中国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

八王之乱301年，赵王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赵王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颙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乂掌政，成都王颖于邺遥控。303年成都王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乂，联合河间王颙率军攻击洛阳，但被长沙王屡屡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擒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河间王将领张方用火烤死，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惠帝被俘，东海王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但不久东海王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成都王挟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最后成都王被废，河间王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305年东海王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败走，最后相继被杀。东海王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

世族摄政

士族，是由东汉以来见于史籍的冠族、甲族、著姓发展而来的，魏晋时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士族基本上垄断了官位，成为世袭士族，当时著即世族。著名的士族大姓有：东海王氏（始自王朗任魏司徒）、平原华氏（始自华歆仕太尉）、河东裴氏（始自裴潜任尚书令）等。

他们“刻情修容，依倚道义，以就其声价”，崇尚玄学，标榜旷达、逍遥。士族大多拥有庞大的庄园，庄园中心建筑堡垒，四周是良田茂林，果园清泉。庄园里有众多的部曲、佃客，平日辛苦耕作，遇有非常还要保卫城堡。一些大庄园，如石崇的金谷园，规模之大，器物之美，俨然王侯。按理说士族是既得利益者，不该反对西晋政府。但事实上，势力的扩展使他们的野心无限膨胀，想要摆脱皇权的桎梏；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迫使士族们不得不考虑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而寒族如荀唏的崛起又使他们惊恐不安。

西晋青瓷兽形尊这样的情况东晋末期也有，但当时的士族已毫无魄力，故刘宋建立，而西晋末年，士族势力正盛，所以他们放弃了西晋和中原，在江南建立符合自己意志的新的统治乐园，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主观上是拥护西晋王朝的。西晋士族分裂中国、葬送西晋的步骤有三：首先是控制江南地区，突出的表现是出身琅琊王氏的大玄学家王衍利用自己太尉的职务之便安插其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自谓“汝二人居于外，而予秉中枢，此狡兔三窟耳”。虽然这位一生夸夸其谈的大士族最终死于敌营，但他的这一安排为日后“王马***天下”（注意，“王”在前“马”在后，“王”是主要的）的局面打下了基础。就这一点上说，王衍于家有功，于国有罪。

与此同时，江南的士族也没闲着。这些周瑜、陆逊的同乡可以不顾中原朝廷的危难，但江南有变他们就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组成一支堪与正规军媲美的武装。江南士族在顾荣、纪瞻等人的带领下独力与起义农民、庶族武士作战，往往扭转战局，赢得“三定江南”的胜利。可见其实力之强，假若纪瞻等人挥军北上，支援西晋朝廷，恐怕历史会有别的写法吧！其次是寻找合作伙伴（或曰当皇帝的人）。这个皇帝必须有当然的资格，而且无能无权不会给士族专权带来大麻烦。结果士族政治家王导慧眼识“宝”，看中了西晋宗室司马睿，司马睿老先生爵封琅琊王，又无才无势，唯一一个天才儿子司马绍（晋明帝）还身体不好（在位两年多就死了）。于是就被拥立为皇帝（有的士族对这位无能皇帝一时还有抵触情绪）。东晋建立，司马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平庸的开国皇帝。最后，是彻底告别西晋的时候了。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大军第三次围攻洛阳，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南方诸州的牧丞或拥兵观望或象征性的出兵“勤王”。王敦天天开“嘉年华”，敲着酒壶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王澄带兵从荆州出发，以旅游观光的速度到了南阳，一听荆州刺史山简的军队战败，就跑回长江钓鱼去了。

结果洛阳失守，怀帝被俘（汉族皇帝被胡人俘虏这还是第一次）。接着汉国大将石勒闪击荀唏，青兖沦陷。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怀帝在平阳遇害，在长安狗延残喘的晋愍帝司马业下令司马睿、刘琨等的***七十万大军分三路合击平阳。结果身为此战主力的司马睿在士族的鼓动下竟抗命不遵，致使西晋王朝的最后一次大反攻流产。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陷落，西晋灭亡。不久，完全代表士族利益的东晋建立，皇权衰微，门阀专政，士族的目的达到了。

走向灭亡

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势力可以分为三类：匈奴是灭亡西晋的策动者，匈奴贵族虽然没有老祖宗称霸草原三百年的雄风，却也有统治中原的野心。羌、羯、氐属于第二类，他们是受压迫的反抗者。羯族原是匈奴控制的西域民族，随匈奴人来到中原后由于生活贫困，很多羯人沦为汉族地主的隶农。羌人的苦难自东汉就开始了，昏聩官僚的压迫歧视导致羌人三度叛乱，叛乱后的羌人又由于狭隘的复仇心理屠杀汉人，接着是官军的大肆镇压而氐人多是“八王之乱”中与汉人一起逃亡的流民。第三类是鲜卑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多在西晋末年对战争持观望态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称雄北中国的慕容氏、拓跋氏都是支持西晋政府的，其首领相继被封为大都督和代公，是西晋的盟友。

西晋境内内迁各族对西晋首先发难的是氐族——李特流民起义和羯、羌的小规模反抗，然后是匈奴贵族的起兵，以下讲一下匈奴的情况：自东汉以来南匈奴基本上是中原王朝的附属国，到了魏武帝曹操执政时，将匈奴的呼厨泉单于留居邺城，派右贤王去卑返回南匈奴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每部设汉人司马掌握实权，匈奴基本上划入了中央政府辖下。而此时的匈奴贵族也开始学习经史子集，在政府中效力。例如匈奴汉国的皇帝刘渊就曾跟随上党儒生崔游学习，并在成都王司马颍手下供职。他的儿子刘聪也精通汉学，能熟背《孙子兵法》。匈奴贵族虽然在“五胡”中算是过的不错的了，但久居人下毕竟不是“天之骄子”们的作风，他们时刻等待着时机好征服中原，终于，机会来了。“八王之乱”中，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将军王浚联合鲜卑贵族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司马腾不敌，刘渊献计说要回匈奴召集骑兵抗衡鲜卑人，司马颍同意。刘渊得以回到匈奴。

永兴三年（304年），刘渊返回匈奴控制下的左国城，与匈奴权贵密谋起兵。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发表了起兵宣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寸土之业，自诸王侯，亦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之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刘渊的字）资器绝人，英武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也就是说，我匈奴要打倒你西晋，恢复权力，顺便替老亲家汉朝复仇（实际是要夺取中原），谁领着我们干呢？自然是俺大侄子刘渊啦！这一番话搞的匈奴人摩拳擦掌，意图起事。当时，并州境内的汉人大多因战祸而迁徙南下，胡汉势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并州的官吏们还在热心内争。于是，刘渊称汉王，置白官，打败司马腾，招降山东起义的王弥等人，形成了各族人民***同反晋的巨大浪潮。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都平阳。他分别于永嘉三年秋冬遣其子大将军刘聪率石勒、刘曜等进攻洛阳，西晋军队顽强抵抗，匈奴败退。后刘渊死，刘聪杀太子自立，又于永嘉四年冬三攻洛阳。永嘉五年西晋摄政兼最高军事统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王衍等人竟扔下晋怀帝率十几万大军公开逃跑。结果他们被石勒全歼。七月，洛阳失守，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而匈奴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开始。

士族背叛是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既然阶级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说士族背叛是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二者不矛盾吗？不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士族的骄奢淫逸，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导致士族地主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放弃西晋，建立东晋，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事实上东晋的政治除了个别时期（比如谢安执政时期）之外，并不比西晋清明多少，东晋政权之所以能坚持一百多年，是因为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得人们不得不维护东晋王朝以抗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