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旗人有什么特权？
一、旗人制度性特权
（一）、政治方面
“……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3]。基于这种“私心”，满清统治者在政治上给予满人以远高于汉人的特权。
1、入仕条件
清代汉人入仕基本要通过科举考试，这种作法本无可非议，但与之相反的是，清代满人入仕，则无此限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学校、荐举、议叙、捐纳、世袭、荫子、翻译科举等等，不一而足。清末朱彭寿说：清代“二百余年来，旗人由科举入仕而为一、二品文武官者，不足四百人，较之由他途进身之旗员，实居少数”[4]。和坤二十多岁时只是个普通侍卫，得到乾隆宠信后，几年就入阁为相，执掌政务。咸丰宠臣肃顺原本是个闲散宗室，年轻时无事可作，整天反穿件老羊皮袄，牵条狗到处闲逛，完全是个地痞，可一朝得宠，不多年就位极人臣，有清一代，类似情况不少，汉族官僚无一人得到过这种恩宠。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七日的《上谕》中说：“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至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同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又说：“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风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又说，“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
这充分暴露出满清统治者的真实用意，他们想把汉人精英完全束缚在八股取士的道路上，以文章博取功名，无以旁骛。而旗人则专心习练弓马，保持勇武善战的传统，随时可以镇压汉人的反抗。而所谓“旗人不参加科举，是避免与汉人争位”不过是可笑的借口而已。
2、任职限制
满清官制中的中央政府官员有“官缺”，分为“满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原则上官缺由本族人担任，实际却是满缺不能任汉人，汉缺则旗人当然可以担任。重要部门及职务的官缺，满缺占大多数，八旗官职及理藩院职务，汉官不能担任，东北、热河、内外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官职，直到清末才有少量汉人担任。涉及军事、皇族、民族事务和钱粮军火等重要职务的官缺均为满、蒙独占，汉人根本不能染指。地方督抚虽然不限满汉，但康熙时期汉人担任督抚的“十无一二”，乾隆时期清军入关已经一百多年，江南才士杭世骏，他中乾隆元年博学宏词科第五名，授翰林编修。当他由翰林被保举御史时，例试于保和殿，在策文中提出了“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界”，并指出，当今用人还是“内满而外汉”，例子是当时侧重军务的总督都全由旗人担任，没有一个汉人，巡抚“满汉各半”。以上种种情况直到清末也没有得到改变，光绪年间，满清宗室、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说：“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百分之一，八旗之京官多于汉人数倍”[5]。
3、权力掌握
有清一代，诸帝虽皆宣称满汉一视，但汉官从未进入过权力核心。清初最高决策机构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6]，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议政王大臣会议撤消，除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老牌汉奸在顺治朝曾短期进入外，包括汉军旗人在内的汉人，再没有人担任过议政大臣。
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并从此成为满清的行政中心，“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7]，军机大臣多为满、蒙人担任，而没有实权的内阁则汉人文士居多，“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8]。清代中央六部，一个部有一满一汉两个尚书。虽然名义上不分高下，但仅限于两个人意见相同的时候。实际上满尚书是正部长，汉尚书是副部长，各部实权完全抓在满官手里。
清代末季，满清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论縻平内乱，还是应付外患，基本都要依靠汉官，即使这样，满清统治者仍对汉官不予重权，一九一一年五月成立的“内阁”，其十三名成员中，满洲贵族八，而皇族占六，蒙古贵族一，并把持重要部门，汉官四人，只担任没有实权的部门长官，不过是点辍而已[9]。可见，所谓满清政权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一说，实乃大谬。
（二）、经济方面
顺治（1644年）元年清廷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10]，免去了他们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清代旗人不但不服徭役，不纳钱粮，还享有广泛的经济特权，广大汉族负担着供养满人的义务，清末满人翘楚端方说，“汉人无不纳税，旗人则以兵之名额，坐领饷糈，有分利之人，而无生利之人”[11]。
1、圈占土地
“满洲贵族入关之初，为了重建农奴制庄园，在北京周围五百里内各州县大量圈占土地”[12]。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以皇帝名义给户部下达“圈地令”：“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汉人）无主荒田，及明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13]，据此，满清实行第一次跑马圈地，顺治二年、四年又进行了两次。三次大规模圈地，***圈得良田十六万余顷（另一说为十九万顷），遍布北京、河北各州县。名义上圈占的是前明皇亲国戚的空地，实际上大量良民土地被圈入，给广大汉族人民造成难以形容的灾难。“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14]。 这一点从满清皇帝的诏书中也可见一斑：“今闻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以致陷罪者多，深可怜悯”[15]。
满清政府把以强盗方式获得的大量土地房屋，按八旗内部等级进行分赃，一个满旗“披甲人”，也就最低级的八旗士兵，可得到房两间（后改一间），耕地三十亩[16]，而满洲贵族所获更加丰厚，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为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才被彻底终止。
2、强迫投充
八旗将士通过圈地得到大量土地，但习惯于抢掠的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经验来耕种这些土地，所以，八旗将士就强迫原来土地上的汉族农民投到他们门下，充当农奴。对此满清统治者并不禁止。顺治帝在顺治二年四月给户部的上谕说：“前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者，原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也。…今闻有满洲威逼投充者。又有愚民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者”。又说：“又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逼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以不靖”[17]。汉族农民被迫投充，或不得已而带地投充，使满洲贵族扩大了对奴隶的占有。户下人属于主人所有，主人可以随意把他们出卖。这个恶政直到乾隆年间才被严令禁止。
3、对旗产的特殊保护
到清中期以后，旗地却出现了另一种问题。由于八旗子弟大多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大肆挥霍，所以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他们便开始“崽卖爷田”，抵押甚至出售土地。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旗人私自出卖土地的情况，以后逾演逾烈。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估计，旗地“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于民人”，三年后又一位御史禄谦上奏称：“旗人地亩入于民间者，十之六七。” 乾隆十年，御史赫泰上疏中讲得尤为清楚：“至于在旗地亩，向例不许卖与民间 ，俱有明禁，因旗人时有急需，称贷无门，不敢显然典卖，乃变名曰老典，其实与卖无二，至今而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
满清皇帝为维持八旗制度，严禁旗民典卖、出售旗地，明确规定：“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18] ，这就是所谓“旗民不交产”的例禁。雍正即位后拨出专款强制回赎旗地。凡是红契典卖者给全价，白契典卖者给半价或者不给价。旗人典卖土地基本是私下交易，白契居多，这种回赎又使许多汉民损失惨重。回赎数量十分惊人，乾隆二十七年一次就赎回旗地二百多万亩，嘉、道、咸诸帝又无数次重审、回赎，但终究难以抗拒土地流动的大趋势，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规定取消旗、汉地产禁止典卖之法，通过税法变相的承认买卖典当的效力，只要照章纳税即可。但是直到清末修律，才彻底废除“禁旗民交产”的法令。
4、八旗绿营待遇迥异
一个八旗步兵，顺治年间月饷银二两，年米十余石（清代每石粮合现在九十公斤左右）出征时另有“行粮”，每人每月银二两，每日小米八合三勺[19]，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规定：“甲兵每人每月增银一两，岁米二斛（合一石）”[20]，此成清朝定制：京旗前锋、护军、领催（拨库什，相当于军士）月饷4两，马兵月饷3两。每年饷米均46斛（合23石）；步兵领催月饷3两，步兵月饷1两5钱，每年饷米均22斛（合11石）。清代一个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石5斗，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21]。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八旗骑兵，其收入与一个十年寒窗的科甲进士基本相同，而顺治朝绿营步兵月饷一两，马兵一两五钱，康熙时北京绿营马兵月饷二两。
清朝的财政支出，军事开支占重要部分。康熙年间，兵饷马乾银一项每年即占中央财政支出的70%，道光朝为72%。而其军费的一半以上都耗费在人数最多时仅有27万人的八旗军身上。如嘉庆朝60万绿营官兵每年兵饷马乾银约1200万两，仅占当年总数的46 %，其余1400余万两为八旗官兵兵饷马乾，约占总数的54%。
（三）、法律方面
1、为宽免旗人死罪而特设法条
顺治十二年定例：“凡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军民人等，除谋为叛逆、杀祖父母、父母、亲伯叔、兄，及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外；凡犯死罪者，察其父祖并亲伯叔、兄弟及其子孙阵亡者，准免死一次。本身出征负有重伤、军前效力有据者，亦准免死一次”[22]。
2、用鞭责、枷号取代正刑，“犯罪免发遣”
笞、杖、徒、流、死并称为五刑，自隋唐以来各朝通行，《大清律》也有相同规定。而旗人有犯，应处笞、杖、徒、流的，以鞭责、枷号代之，此所谓旗民“刑罚异制”[23]。
“凡旗人犯罪，笞仗各照数鞭责。充军留迁，免发遣，分别枷号”[24]，枷号又称枷示，即在监外带枷示众，揭其所犯罪状。具体枷号折抵法则是相当轻的，比如仅次于死刑的充军，折抵枷号70至90日，甚至杂犯死罪者也可以枷号（真犯死罪者不可），对此，清史作者们的解释可谓直白：“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号代刑，强干之义则然”[25]。
清沿明制无官当，但类似的“消除旗籍”即将旗人降为汉民则是旗人特有的处罚方式。
按律文规定，旗人犯笞杖罪，各照数鞭责；犯军、流、徒罪免发遣，以枷号代之。笞、杖之刑，在执行上以板代之，并有折算方法，故称“折责”。清初笞、杖所用板，即古代之讯杖，用竹或木做成，犯罪不承即用之，因此讯杖重，笞杖轻[26]。旗人犯笞杖，以鞭代之。
3、旗人司法管辖的特殊化
清律规定，若犯罪的双方俱系旗人，不得由州县审办。八旗兵丁、闲散家人等，犯笞、杖罪者，该管章京即照例回堂完结，即旗人犯笞、杖轻罪，由其所在旗审理。雍正十三年规定：八旗案件，俱交刑部办理，但“细事仍听该旗完结”。即应得罪名在徒流以上者，方得送刑部审办。康熙二十四年，先于江宁、杭州设理事厅官，翌年三月起，西安、荆州、镇江、福州、广州等八旗驻防之地也各设理事厅官一员。三十七年，因直隶巡抚于成龙题请，设立满洲理事同知，驻保定，审理旗人斗殴等案，后添设张家口同知、天津同知、通州通判分别审理[27]。对于康熙时八旗驻防普遍设有理事同知一事，乾隆时人萧奭说：“国制，凡旗人在外，不归汉官统辖。与民人争讼，则将军督抚会理事同知庭鞫。八旗驻防之地皆有是(理事同知)官”[28]。
4、旗人的刑罚执行的特殊化
如斩立决者可以减为斩候监，刺字不刺面而刺臂，不但八旗设有专理旗民讼狱的理事同知，而且“理事同知衙署各有囹圄”，也就是旗人有专门的监狱。自乾隆四十三年定例，驻防地方如有秋审人犯，不必解部，即于同知监狱监禁。
徒刑则有专门的监狱。
（四）、清代旗人其他特权
1、文化教育方面
顺治朝设八旗官学，专为八旗子弟而设，初时每旗一所，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改每二旗一所。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又恢复每旗一所。每所各设助教满洲2人，蒙古1人，教习满洲1人，蒙古2人，汉4人，掌分教学生。
从清初到嘉庆四年，满清宗室参加科举考试，“俱不由乡试，径赴会试”[29]，这就等于现在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就可以直接去考大学，若宗室有人成绩稍好，则破格重用。八旗中的举人、生员也往往得到优厚的待遇。
2、生活方面
满清入关之初，就将北京内城汉民迁出，专供旗人居住，在各地驻防的旗人也专城而居，一百年前，在南京、杭州、福州、成都、广州等战略要地，省城大邑均有满城，一如后来日本侵华时的据点。
3、婚姻方面
清代禁止旗女嫁与民人为妻，但鼓励旗人娶汉女，嘉庆时期，对“旗人婚嫁”作出规定：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若民人之女与旗人联姻者，该族长佐领详查呈报，一体给与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查出从重治罪[30]。
以上诸方面基本系制度所及，而制度之外，满清统治者对旗人的恩眷比比皆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江南发生瘟疫，康熙对于江南普通百姓的生死不但漠不关心，甚至把一起发生在当地的所谓谋反案与瘟疫联系起来，认为江南遭此一灾，实为报应。但对杭州的驻防旗人则关心备至，专门发出了情深意切的上谕以示慰问。有这种浓厚的“民族感情”基础，整个清代，满人所享有的地位之崇、优惠之丰，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