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闹离婚是不是普遍轻率任性？

3月10日，一篇《老婆发高烧，老公却在疯狂打游戏……》的新闻，刷爆朋友圈。有两个“90后”年轻人婚后很快曝出不和。妻子感冒发烧在家休息，高烧烧至38.6度，但老公却还是跟朋友在网吧通宵打游戏，让妻子自己打车去医院。该报道举出的另一个例子中，同样是“90后”夫妻，不肯互相谦让，女方做饭后要求男方洗碗，而后者拒绝，因此闹到离婚的地步。报道援引婚姻调解员的话说，“90后”的离婚原因很少是涉及经济方面的，因为相处中的不愉快，很容易感情失衡。

这则新闻引发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报道被贴上了“90后”一言不合，任性而为，轻率离婚的标签。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国内各地的离婚率都呈现出上升态势，离婚已经不成其为鲜见的现象，但婚姻本身在社会语境中仍然带有严肃的意味。将“90后”的任性行为与婚姻严肃性放在一块儿，就成为新闻的“卖点”。

当然，报道内容中，婚姻调解员在点评上述两则案例时，其实已经清清楚楚地指出，“90后”的女性，因为知识结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有了提高，所以更加具备自我意识，更加追求平等，所以使得传统婚姻中通常扮演退让者的女性，不愿意再对男方的无礼行为作出让步。这种姿态和立场，使得停留于传统婚姻观念的许多男性及其父母难以接受，所以才会使得矛盾日渐滋生，产生可能导致婚姻颠覆的问题。

传统婚姻观念的产生和延续，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国内各地的人口流动率较低，老年父母、中青年子女所处城市、社区环境和亲友关系结构大体相同，选择终结婚姻对于当事双方的代价过大有关。而长期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特别是不能实现经济自主，使之不得不在婚姻关系中扮演退让者，承载过重的家务劳动，还要承担养育小孩、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甚至忍受家庭暴力和软暴力——在过去，这些方面的代价，却低于女性放弃婚姻面临的社会评价降低、生活难度增大等代价。

如前述，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许多女性不愿意再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忍受婚姻另一方的苛待。为此引发的家庭矛盾显性事件的增长、离婚率的提高，至少就目前来说，都是两性关系趋于平衡的体现。所以，因为（“90后”）离婚率增长，而给这部分群体贴上任性、冲动的标签，并不公允，事实上也必然引发相关受众的反感。如果有关机构希望通过典型离婚案件的披露，来起到劝阻“冲动离婚”的作用，就应当增强议程设置的主动性，避免案件信息、报道在转述中起到不恰当的反作用。

婚姻调解员的存在，以及许多地方的人民法院给离婚起诉案件设置离婚期，这些显然都是为了降低离婚率，避免任性草率导致婚姻解体现象的增加。但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婚姻调解员和人民法院通常能够清楚指出产生婚姻矛盾的（部分）原因，却仍然多停留在劝说离婚案件当事双方各退一步的层次上，这等于让无错方、少错方跟主要责任方、多错方，作出同样的让步，许多案件中的具体当事人的错误、无理做法没有被制止，并不利于修复家庭矛盾。

还需注意的是，近年来，“女权”词汇在大众舆论场中已经从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部分地走向了反面，所以，对于一些具体案件、事件中女性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提出的包括离婚等要求，在媒体及自媒体的叙述中，会刻意凸显女性“任性”。这种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女权”当然不能是绝对化的、无所不包式的、脱离责任和义务的权利集合，但维护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权利和权益，在而今仍然需要继续推进，要从目前多流于表面的强调婚姻双方平等，转向落实婚姻双方的实际权利、权益及责任、义务平等。

比如，家务劳动的责任，应当男女平等，即便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结构中，女性的家务劳动对于家庭的贡献，并不亚于提供主要经济收入的男性。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一些家庭中，女性重回扮演家庭主妇角色，其权利、权益和身份地位被轻视的态势颇为明显。有关部门和机构在调处婚姻矛盾等具体案例、事例中，必须依法而为，并强调女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