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回忆了那些年我们玩的游戏。

作者:唐峰/韩云/编辑:易墨

同事聊天,话题触及到孩子的游戏。每个人都充满了感慨:“现在,孩子们几乎不出门,他们都呆在家里玩电子游戏。”

感慨之余,不禁勾起了童年,想起了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疯狂岁月...

不能追求,但不能忘记。

第一,打木耳

这个“菌类”不是那种可以吃的东西,而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最多的一个玩具。

“呃”可能是我们当地的方言。我花了很多时间寻找它的学名,可惜找不到。我在字典里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称呼它,所以只能用这个词来代替。

黑木耳有两种,一种是用来打击的,一根手掌长的木棍,切成两个尖尖的头,就是“耳”。把耳朵平放在地上,用木棍敲打。当它弹起时,木棒会快速用力。打空了就失去了连续打击的权利,你只能看着对方打击。谁先到指定地点,谁就赢。

放学的时候,总有一大群男生在街上跑,跑,喊,跳,争。他们有时会为自己的胜利欢呼,有时会因为对方的失误而欢呼。天空如玉,冬日的阳光如金,弯弯曲曲的土街被它们扰乱。天很冷,大人们都穿着厚厚的粗棉袄,而这些奔跑的孩子却个个心胸开阔,一丝不挂。

在院子里闲坐抽着烟的男人,或者在大门口翘着腿脚底抹油的女人,常常评论说:“你听,这李三的声音真尖,直入耳内,嗡嗡作响。”大家有说有笑,但都没有耽误工作。

另一种耳朵是用来抽烟的(在我们当地方言里是rou,没有对应的词,只能用这个词代替)。这种耳朵有个通俗的名字,有的地方叫“陀螺”,有的地方叫“打不动”,有的地方在我们当地叫“柔耳”。这种耳朵做起来很费劲,是个技术活。如果一个孩子有一只漂亮的耳朵,会引来所有人的羡慕。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

制作耳朵时,先找一根粗细合适的直木棒,一端锯平,另一端用刀慢慢削尖,又圆又直。如果鼻尖不直,耳朵就丑,经常不转。剪完尖,小心翼翼地在尖上挖一个小洞,然后塞进一个钢珠。不用说,球转的更灵敏,更小心。

耳朵准备好了,大家互相喊话,到村里的西坑(村里有三个池塘,当地称之为坑)的冰面上比赛,看谁的耳朵转得久,谁的耳朵转得好。游戏过程中,坏男孩经常从远处的冰面上滑下来,撞到围观的人。被撞倒的孩子滑下冰面很久才停下来,大家开心的哭。孩子们都穿着厚重的棉袄棉裤和旧棉鞋,起不来。被打倒了就起来大声骂,围观的人笑着跳着...

当然也有因为这个而发生的打斗,但更多时候是笑声和噪音。如果你被击倒,你会爬起来。被骂了就听不到了。没人太当回事,但你真的会打。只要不严重,哭几声,几滴眼泪就完了。我从没听说过哪个成年人有发言权。

第二,粉碎战斗。

70后或更老的朋友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年轻的朋友很难想象他们怎么能玩这样一个野蛮的游戏。所以让我们通过文字和脑补一下大概的场景。

如果村子不是很小,男生自然会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领地。如果你侵犯了对方的领土,战争肯定会爆发,所以双方约定某一天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区域开始战斗。

这不是小事。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害怕,但那时候,我只觉得兴奋。双方的“指挥官”将安排自己的部队,准备武器和弹药。所谓的武器弹药不过是蹩脚的鸡蛋或者石头。人们进入各自的位置,然后一边冲过来,一边喊一边跑,互相扔蹩脚的或者石头,屋顶上,墙上,柴堆后面。看到一个孩子被飞来的石头砸中头部,含泪离开战斗,我也找到了保护自己的窍门。躲在两堵墙围成的角落里最安全,而且不管石头从哪边来,我都不会砸到自己——唉,当时我就想,你是聪明还是怕死?

这种游戏太危险了,更有甚者,因为经常有孩子被打得血肉模糊,以至于家长们已经开始打起架来,逐渐停止,但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却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候,我们最崇拜的还是解放军战士,还是志愿军。王成、黄继光、邱是我们模仿的对象。为了表示我们的崇拜,我们还像电影里的士兵一样戴了一顶用柳叶或杨树叶做成的帽子,说帽子其实是织成一个环戴在头上的,很像奥运冠军头上的皇冠。

那时候我们的书包很轻。那时候我们的作业很少。那时候我们小学只学语文,数学,自然。即使老师布置了作业,大部分也是上学前就做完了。于是放学后,我们丢下书包跑到外面,把柳枝或者杨枝折起来,弯成圈,然后小心翼翼地编织起来,让树叶在我们奔跑的时候充满能量,拂过。当时我们就觉得。

第三,看电影

那时候,如果村里有电影,或者听说邻村要放电影,我们几乎像过年一样高兴。

不用说,放学后村里就跑到旅部,搬石头占窝,画各种符号圈地。不可避免地会有关于位置的争吵和打斗,这些争论直到电影开始才停止。电影开始的时候,看到另一个村子气喘吁吁的跑过来,我觉得很自豪。

去邻村看电影,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别说我们男生,就算是女生,也是常见的!那时候的孩子真的很老实,三里外不叫路,八里外也不在乎。他们只是撒开脚就跑——别说没有自行车,就是有,也没人会放过唯一的自行车让孩子们糟蹋——一听说村里要放电影,我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那些大孩子后面——没办法,他们总觉得我们小,慢,碍事。

其实如果我们也认识路,谁会在乎看他们臭脸,谁愿意做他们的尾巴?——放学后,赶紧放下书包,看看锅里有没有吃的,抓两块干粮(那时候我们吃不到馒头,大多是死面或者馒头,有时候还有煎饼),随便抓几块咸菜就跑出去了。看到那些大孩子还在,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偷偷跟在后面。那些大孩子真坏。他们要么黑着脸吼对方,要么举起拳头吓唬对方。有时它们会展开翅膀逃跑。我们太缺我们自己了。为了看电影,我们已经练就了兔爷爷的厚脸皮、傻逼和速度!最后大的小的都累得气喘吁吁,像一群累坏了的猪。他们见甩不掉我们,就在路边休息。原来他们真的不忍心半途而废。嘿嘿,说到底,大的有多大(这个只是按年龄,按辈分,有的可能还有侄子孙子,当然还有叔叔爷爷),良心也没那么差。

就这样,我跳舞,唱歌,欢笑,开玩笑。我气喘吁吁的听到了电影的喇叭声,远远的就看到了扛着马扎,搬着凳子的人群。哎,我又看了一遍电影,心中的美不是一个“德”字!

休息过后,我们边走边笑边聊。小村子里,各家的灯渐渐亮了起来。那一点点昏暗的光,仿佛是家人等待的眼神,夜晚仿佛亮了许多,弥漫着一种柔软而温暖的东西。安静的路上,空气中充满了欢乐,微风轻拂,沁人心脾;多情的月亮静静地照耀着头顶。我们去的时候,它也去,仿佛一直陪伴着我们。调皮的星星还醒着,不时眨眨眼睛,好像在嘲笑我们。黑暗起伏的群山环绕天空,绝对像是月亮和星星摇篮的花边。——没想到黑夜里的袁野竟然是这样的——这里没有吃人的妖怪,没有吸血的鬼,但是有坟墓。

我们笑着玩着,路边树上的鸟儿也被我们吵醒了。它们尖叫着从树上跳起来,拍打着翅膀在空中盘旋。玉米已经长高了,线已经发芽了,大豆有豆荚和圆圆的肚子。在这个凉爽安静的夜晚,混合着各种青草的味道,散发着一种甜甜的,腥香的味道。更吸引人的是成熟的甜瓜,它的香味随风飘荡,让我们流口水。肚子里贪吃的虫子挠我们的心,会有大一点的孩子催我们去偷瓜。贪婪是肯定的。

当我到家时,已经快半夜了。有些人开着门,大多数人已经睡着了。如果母亲出来开门,最多骂几句就结束了。如果父亲出来,很可能会在进大门的时候被睡眼惺忪的父亲踢几脚或者在屁股上打几个手印。那时候的孩子都是真皮,有几个被打哭的?当他们咧嘴笑的时候,他们咽下了眼泪——他们没有哭。很尴尬。出来后谁愿意和你玩?男生被打几下是常有的事,所以只是营养不足,吃顿饭而已。

第四,打谷场练武

那时候大概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打谷场。麦子打完了,打谷场没有犁,里面只堆着麦秆,相隔不远,围在边线上。月光下像个蒙古包,我们这些连初中都上过的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在打谷场。回想起来,那时候电影或电视上的武侠动作片正如火如荼,从《神秘大佛》到《神秘大佛》整个社会都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潮,我们男生梦想着成为英雄,练就一门绝活传遍天下。所以我们经常聚集在打谷场上,模仿电视上的招式。如果哪个伙伴有少林武学地图,就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研究地图,然后在月光下大声呼喊,一次练一招,虽然最后我们都不会成为英雄。就算一个伙伴跑到河南,他最终也没有出家,更没有成为武林高手,但我们在月光下打谷场上练武的那一幕,却成了我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回想我的童年,生活清贫,但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也是自由的。父母基本没有要求我们去胡乱玩耍,甚至很少过问我们的作业。放学后,我们扔下书包,拿个馒头,塞个老咸菜,或者拉个煎饼,卷个洋葱,边吃边跑出去,生怕迟到了没人给。

男生在一起,摔跤是常规游戏。

可能大人觉得孩子应该玩,不要出去玩,要在家里点灯熬油。那不是害群之马吗?别说孩子,就算是大人,如果天还黑着,没有一家人点灯干活,那么家家户户都会有煤油灯。看到哪家亮了,有人会嘲笑说:“白天沿街喝茶,晚上剥麻。”孩子们出去后,大人也搬个凳子,或者坐在大门前的石头上。男人手里拿着烟,女人手里拿着看似无穷无尽的鞋底,一边干自己的活,一边扯东扯西。

成年人对我们最不满意的有两个方面。第一,鞋子坏的太快。成年人的一双鞋可以穿三个月甚至半年,但是差不多一个月就会烂在我们脚上。所以妈妈们会一直穿鞋,她们骂我们“吃鞋”。第二,好像我们的肚子永远也吃不饱,一转身就饿。我们的肚子里好像有个坏仙女给了我们“石化丹”,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说“喂不够的猪”“上辈子被贪得无厌的傻子生的猫”。

那些年,天空真的很蓝,蓝得像童话,像刚出生的孩子纯净的眼睛;

那些年,河水清澈得让人魂牵梦绕,像小学同桌那个女孩甜甜的笑容;

那些年,书包很小,里面装着三五本可怜的书。

那些年作业很少,往往只有一两道习题;

那些年很辛苦,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打开锅盖,抓到窝窝头;

但是,那些年,我们真的很幸福...

走了,再也没回来,找不到任何踪迹。

只能用笔去探索时间的深坑,打捞一点绝版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