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信是一个怎样的人?

福柯将精神疾病的定义视为疯癫与文明中的一种权力。他认为精神疾病可以定义谁正常,谁不正常;谁需要改造,谁就有改造人的权利;谁应该留在人群中,谁应该被孤立和排除在人群之外...他甚至把整个文明的过程看作是“理性”通过定义精神疾病来压制“非理性”的过程。

社会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其他权利的限制,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几十年前,精神病学家就把同性恋列入了“性变态”的范畴。今天,即使在中国,如果所谓的“精神病患者”拒绝就医,别人就更难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永信是一个反文明的存在。

关于网瘾,这两年国内确实有不少专家在连续讨论“每周XX小时”的诊断标准。其实这些专家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你有病,我有药!所以很多人靠卖药致富。

如果网瘾的标准只停留在全国几个科研研讨会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社会赋予专家的权力。

但任何权力都是有边界的,杨教授将这种权力无限延伸,甚至到了个人支配的程度。他不仅觉得自己有改造别人的权利,而且觉得自己可以不择手段达到治疗的目的。从采访来看,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深信自己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妄想症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如果我也可以用权力来定义疾病,我会诊断他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对杨教授说:“杨老师,你病了,你一定要治好!”」

我认为杨永信治疗网瘾的体系,应该算是一个通过肉体惩罚、精神洗脑、树立权威,向家长兜售虚假希望的邪教组织。

偶尔会有一些不愿意学习不努力,不听父母话,沉迷网络游戏的来访者。这些家长偶尔会思考“把孩子送到哪里去改造转型。”从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孩子的问题是整个家庭的问题,通常会从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入手。但在一些家长眼里,很明显“我的孩子”有问题。为什么要把“我”概括成问题?他们一方面很着急,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也对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这甚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是家庭中有权势的成员,他们愿意把问题定义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更多的是家长的无奈。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我们才找到杨教授或者其他所谓的“选择性教育”机构。当时他们经历了“社会转型”的洗脑,对社会转型和人权压制总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老实点就好了。你怎么想不重要,只要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