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人和绍兴人散文

诸暨人和绍兴人都是古於越国的后裔，其遗传基因应当差不多。然而绍兴人和诸暨人的总体性格和行事风格却大相径庭，相差甚远。这也许是地理风水的缘故，因为绍兴人的居住地是在会稽山之北，叫山阴，而诸暨人则居住在会稽山南麓，称暨阳。

　山阴和暨阳虽然是地理概念上的对立，但也影响到了人性，使绍兴人和诸暨人的性格也截然不同，因而在具体社会活动中矛盾丛生，冲突不少。

　大体来说，绍兴人比较理智，处事比较阴柔婉转，而诸暨人则比较憨厚，处事往往鲁莽拙直。直即的社会效果是绍兴人容易成功，而诸暨人则常常吃眼前亏，所以绍兴人的绰号叫“师爷”，以形容其机智聪明；而诸暨人的绰号则叫“木大”，以说明其拙直木纳。

　比方对待官府而言，绍兴人和诸暨人都痛恨，诸暨人对付的办法是直即对抗，痛加鞭挞。比如清道光年间诸暨知县许瑶光到赵家镇泉坂村收捐税，被以何文清为首的村民暴打一顿，并压迫在稻桶底下。后来干脆揭竿而起，投奔太平天国。

　而绍兴人对付贪的官则迂远委婉得多，他们往往采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加以挞伐。当那些知府、知县纷纷调来时，他们就奔走相告：“这怎么好呢，又有几只空肚鸭来了”。当贪的官们任满调离时，他们敲锣打鼓，大放鞭炮进行欢送，并送上歌功颂德的牌匾，上写《天高三尺》，使离任的官吏高兴得笑逐颜开，以为是歌颂他吏治清明。那知绍兴人的讽刺暗含其中：天高三尺的意思就是地皮被刮去了三尺。

　绍兴人往往要捉弄诸暨人，当诸暨人进城去卖柴时，绍兴人说要买，常常引诸暨人绕街穿巷，走远路，累得诸暨人筋疲力尽，到场后又不厌其烦还价压价，威胁不要，逼迫诸暨人以最低的价格卖出。当诸暨人无可奈何又怒火中烧时，绍兴人又奉上一大堆甜言蜜语：“师傅啊，你们卖柴的真辛苦，你师傅真是个老老实实的大好人。我们是小户穷人家，没办法，跟你讨价还价，今天真委曲你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以后来绍兴就来我家，就当是自己的家，我请你喝老酒……”有时还奉上两只烧饼或一碗馄饨给诸暨佬充饥。使诸暨人不但发不出脾气，还要对绍兴人也回上一连串感谢。

　绍兴人和诸暨人有时也不免都要骂骂人，这骂人也有不同的风格。诸暨人骂人是粗鲁拙直，直奔主题——在对方的娘身上做文章：

　“我入你的个娘！”

　“我入你娘的'皮！”

　绍兴人骂人虽然也离不开对方的娘，但气势要舒缓得多，腔调带有一定的韵味，体现了某种艺术属性：

　“这真是娘东——入煞！”

　“小娘皮生的，直入娘，贱胎！”

　“那姆——皮！”

　有时矛盾发展尖锐，一时不可调和时，就要打架。对于打架诸暨人也是直截了当，口中并不说话，三拳两腿就把绍兴人打翻在地。

　绍兴人虽然鼻青脸肿倒在地上，但威势不倒，口中一点也不肯示弱：

　“好的，好的，你打，你打，打得好，君子动口不动手，你动手打我，你不是君子。我这几天身体不好，被你打了。但你不要慌，不要逃，我去叫我阿哥来，打得你向我跪拜讨饶为止。”

　当然，说完这些场面话后，这位绍兴老兄就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上世纪的诸暨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即诸暨的许多乡村汽车站，几乎所有的站长都是绍兴人，而具体的站务人员则都是诸暨人。

　站长通常威风十足，衣服毕挺，手拿红绿旗指挥汽车进站出站，超脱潇洒，俨然是干部白领。但站长待遇较低，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工资。

　虽然工资低，但名声好听，所以绍兴人争着要当这个站长。

　但由于工资低，诸暨人宁可不要这个名声，因而不要当这个站长，而宁愿当一个具体的站务员，弄弄货物转运，干干搬运装卸，虽然整天衣衫褴褛，汗流浃背，却每月可赚一百多元。

　这也体现了绍兴人和诸暨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由于性格的不同，处事风格的不同，绍兴人和诸暨人之间就经常有矛盾产生。大家也相互不服，相互讥笑。绍兴人说诸暨人：

　“诸暨木脑壳，猪粪糊墙角。自道自聪明，屎尿直淋落。”

　诸暨人则反唇相讥：

　“绍兴人卖夜壶——只好得一张口子（嘴巴）。

　“绍兴师爷精，嘴巴最好听。萝卜当肉敬，棺材毛竹钉。”

　我在这里非常抱歉，讲了许多绍兴人和诸暨人的坏话。我想这种不好的倾向不具有普遍性，只是长期负面传说的一种累积罢了。在我的家族和亲戚朋友间也有好些是绍兴人。比方我的儿媳妇和外甥媳妇就都是绍兴人，她们的父母就都没有传说中的绍兴人的不足，而是非常通情达理的精英分子。我自幼崇拜的鲁迅先生，不但是绍兴人，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还有梅芷先生，也是绍兴人，但勤奋博学，温文尔雅，也丝毫没有传说中的绍兴人的狡猾和猥琐。我所披露的一些不良行为大概只是一小部分诸暨人和绍兴人的性格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