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式的英雄人物,具备怎样的品质
坦恩博士在他所著的《亚历山大大帝》中，认为亚历山大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统治者，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事实却似乎证明他的确曾孕育一种神意的世界统治者观念，而统一的世界大帝国观念也是由此产生的。因为亚历山大认识到神与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联，而这种关联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所以应该杜绝城市与城市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视和对立情绪，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四海一家的都市。所以德罗森说：“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纪元的开始。”韦尔克恩也说：“此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包括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如果不研究亚历山大的毕生事业，就可能很难加以了解。”
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个世界的征服者，而且他还创立了一种世界观，从此以后在每个时代中这种世界观都一再地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比拟他的这种崇高地位。在古代罗马，他受到早期诸帝的崇拜，在犹太民间故事中，他被尊称为救世主的先驱，在土耳其斯坦和巴达克汗的部落，人们还把他当作始祖看待。关于他的传奇，曾经从冰岛传到黄海，在这些传奇中他被描述为最后一个法老，内克坦尼波的儿子，阿伽门农家族的后裔，一个狂热的回教徒，一个神圣的基督教徒和一个全能的魔术师。这些神话固然荒谬怪诞，但都有其道理——因为亚历山大的确是人间怪杰。
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可能是10月。他的父亲菲利普自命为希腊神话中赫拉克里斯的后裔，从小就给他灌输向波斯复仇的思想。不过更重要的却是他的母亲奥灵·皮亚斯，因为她把一种热情遗传给他，才使他能够实现这个世界观。她是一个特殊的女人，生性野蛮，神秘并且专制，她是埃比拉斯国王的女儿，据说她的祖先就是阿基利斯。在她的故国，她曾经朝拜过最古老的宙斯神庙 [ 原作者注：在英雄时代，宙斯神的影响最大，以后才被特尔斐神庙代替 ] ，并且也知道最神秘的阿蒙大神庙位于示巴绿洲。除了赫拉克里斯和阿基利斯，宙斯的儿子狄奥尼索斯——这是他和加德姆斯王的女儿丝美拉所生的——也算是亚历山大的神话式祖先，在马其顿规定有一天是祭祠他们的。狄奥尼索斯是一个“人神”，他曾经经过利地亚和埃及直到印度，传播一种崇拜葡萄的神秘宗教，并征服了他所经过的国家。
关于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探讨的文章实在太多，但最真实的也许还是阿利安的结论。因为阿利安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梅。这是当他做了埃及王之后写的。内容如下：
他非常聪明，非常勇敢，对荣誉和危险都非常热心，对宗教则非常谨慎……他最善于选择正确的行动路线，不管情况如何模糊，他的猜想常常是正确的。他对于如何集中一支军队和如何装备它都十分内行，尤其善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希望，同他一样充满大无畏精神，铲除了他们脑海中一切惧怕危险的想法——在他的所有特性中，这一点最为难能可贵。对于一切在不确定环境中所应做的事情，他都以最大的果敢精神去做，他最善于迅速地预测和把握敌情，不让任何人有时间考虑失败的可能。
公元前三二三年春天，他回到巴比伦，这也是他所选定的首都。在那里他接见利比亚的大使，该国的使臣把皇冕献给他，称他为亚洲之王。意大利诸国也都有使臣来向他朝贺。
在巴比伦，他忙于计划许多探险和开发的工作。其中一个是去里海探险，想发现它到底是一个大湖，还是一个海湾。其次还有对波斯湾地区的开发。为了后者，他又在巴比伦建筑了一个巨大的海港，船只可以从那里驶出，以便在波斯湾的东岸上建立殖民地。他又想开辟从巴比伦到埃及之间的海路，并使后者经过上次尼尔巧斯所发现的航路，与印度联系起来，并且还想环绕阿拉伯航行，他想亲自领导这个远征。当舰队还正在建造的时候，他又改革方阵的编制，把波斯的轻装部队，与马其顿的重步兵配合在一起。
由于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财政制度，也使得这种融合的程序加速。在他尚未出发作他的巨大冒险之前，他一定早已认清了他父亲权力的来源，大部分是因为他在戴内斯保有金矿。此外，在埃及的时候，他也一定认识到黄金是被当做神物看待的，在埃及国王的坟幕中都有大量的黄金殉葬。他夺获了波斯的大量存金之后，就把它们熔化铸成金钱。他不仅发行了货币，而且也创立了一种统一的标准以统一财政制度。在他死后，托勒梅垄断了在埃及的全部银行事业，而经过他们在亚历山大城的中央银行，他们也处理与其他各国的贸易关系。韦尔克恩也曾这样的说：
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东西方过去的障碍物都被取消了，而在下一代中，有数以千计的希腊商人和技工到这个新世界中去，他们在象雨后春笋一样兴起的新希腊城市中，去寻找他们的好运。这样一来，这两个原先分立为二的圈子，就逐渐的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圈。当西部地中海也被吸入了这个在东方所发生的巨大革命性轨道之中时，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商业关系。它包括着全部有人居住的世界，从西班牙到达印度，并经过中亚到达中国。这个发展仅仅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最后才终告完成，但却是因为亚历山大征服了亚洲，才奠定了基础。
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叶，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希腊文化才开始对于罗马社会发生影响。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在西庇阿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个影响更加不断扩大。韦尔克恩说：首先给亚历山大上尊号为“大帝”的，就是罗马人。研究希腊史的人可以在亚历山大和伟大的西庇阿·阿非利加之间，作一个对比，后者是汉尼拔的征服者和罗马世界帝国的创立者。罗马人称西庇阿为朱庇特神的儿子，把亚历山大的神话套在他的身上，说他是神蛇的后代。
以后，奥古斯都也是一个亚历山大的狂热崇拜者，在他的统治下，把皇帝当作神圣世界统治者的崇拜就正式建立起来，他把他的肖像刻在国玺上面，于是亚历山大的梦想至少有一部分兑现了。因为在罗马的和平时代，西方世界第一次尝试到长期和平的幸福。从亚历山大为神圣皇帝的观念，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神是所有人类的***同父亲，但是他却把最好的人当作是他的亲生子。”这句话，到基督教的建立，和把罗马皇帝的世俗统治转变为中世纪教皇的精神统治，其间只一步之差。更进一步说，尽管回教是基督教的最大对头，可是阿拉伯主义如果不跟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主义相接触，它也许就不能创立起来。
汉尼拔有一切报复的权利，这是很明显的；可是当他包围索格塔时，他似乎早已充分了解可能的后果。虽然他可能是为了报私仇，但他也是为了取消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后果和使迦太基重获优势。他具有高度敏锐的政治才能，并且认识到罗马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强国：它的优势地位是凭借武力而不是说服建立起来的。高卢人始终与他们为敌，当普里哈斯入侵时，也有几个同盟国曾经背叛它。从战略上来看，这个时机似乎非常有利；而在战术方面，汉尼拔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知道自从亚历山大使用骑兵给战争艺术带来了新的革命，罗马人对这种革命似乎却很少认识。
反之，罗马元老院也认为这个时机似乎同样有利。在北部意大利，高卢人已经被击败，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拉丁殖民地来控制他们。塔兰托和其他的南部港口都已加以据守，越过亚德里亚海，已经不再会有外来威胁，制海权已经控制在罗马人手中。不仅从罗马到西班牙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有了安全保障，并且从西西里可以向迦太基发动直接攻击。但战争却是一种机遇性很强的游戏，其中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罗马的元老们对一切事情都有正确计算，但却有一个因素是他们无法计算的。他们可以估量迦太基人，但是却无法估量他们背后的天才汉尼拔。正如道奇所说，自始至终，汉尼拔就是一个枢轴，一切都绕着他旋转。在以后十六年以上的战争中，只有他一个人与罗马为敌，并且教会了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他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除了从他的战役中获得的那部分知识以外，关于汉尼拔的一切所知甚少，而且没有一件事是由友方叙述的。他出生于公元前249年，九岁即离开迦太基，和他的父亲一同去了西班牙，直到他的伟大冒险开始为止，他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不过他却一定追随他的父亲参加过许多次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学会了战争艺术。他所受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据说他能说极流利的希腊语，而且能读能写。他对希腊战史有极深入的研究。他比较瘦，但身体很强健，是一个优秀的赛跑选手，善于击剑和骑马，有着钢铁般的体质，他极能吃苦，头脑灵敏善于计算，能够把一切情况综合起来，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不受酗酒和美色诱惑。李维说他具有超人的勇气，敢于冒险，在危难之中却能有强大的判断力。虽然如此，李维又说他有着非常残酷的一面，比一般布匿人更可怕，他不信真理，不守信用，不畏鬼神，不信宗教，不遵重誓词。波里比阿也说他异常残酷，并且十分贪婪。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恶德可能都要大打折扣，因为他的不讲信义并不比他的伟大对手西庇阿更厉害。而他的残酷在那个时代也并不算是反常的。
汉尼拔却是一位能够适应任何环境的将领，也许只有围城战是唯一例外。他凭着意志驱使，在他的意大利战役中的前三年内，显出了无比的果敢；接着在以后的十三年中，他又能进行顽强防御。他具有一种超人的能力，能使他的行动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所以波里比阿的评论一点都不错：“对于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所遭遇到的一切命运，无论好坏，起因却是汉尼拔和他的心灵。这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巨大了，简直就是惊人。他的心灵可以适于一切人力范围内的任何工作。”他接着说：“一连十六年时间，汉尼拔一直在意大利与罗马人不断苦战。他的军队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他好比一个优秀的舵工，始终控制着这支巨大的兵力，虽然他的部队并非由一个民族，甚至并非由一个种族组成，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怨言，而且彼此间也从来没有冲突。像这样复杂的部队，没有一个敢不服从他的意志和命令，这也就可以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实在高人一等。”
再引证一位近代史学家的评论，蒙森曾经说过：“他特别具有发明天才，这也是腓尼基人的主要民族习性。他喜欢采用突然袭击和出人意料的路线。埋伏狙击和一切计谋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对敌手的性格曾作过谨慎研究，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他组成了一个当时最有效的谍报系统——甚至在罗马城内，他也经常派有侦察人员——所以他对敌人的一切计划都经常获得情报。他本人也常常化装，戴着假发亲自搜集情报。在这个时代历史书的几乎每一页都可以证明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他的确是一个伟大人物，无论他到何地，都足以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作为是一个人类的领袖，凯撒不仅是军队的头脑，而且更是他们的灵魂。就这一方面来说，他可以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相等。他经常关心到其士兵的福利，虽然在服务的时候，他要执行极严格的纪律，可是在其他的时候，他却有时会偶然放松一下，因为他深知在人类的本性中，是具有善和恶两方面的。他对于他的士兵所作的估评，不是以人格和幸运为标准，而是仅仅重视他们的武艺。他能充分的获得部下的敬爱，只要他和他们在一起，失败对于他们就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就军队指挥官的品质而言，他在下述三个主要方面上，都是高人一等的。(一)也和亚历山大与汉尼拔一样，他有一种过人的技巧，能够改造战争的工具，以来适应他自己的天才。他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家，对于他自己的天才，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二)他认清了他那个时代中的战争本质。那是全国性的战争，不仅是军队之间的竞争，而是整个民族要求革新的奋斗。在这种战争中，大战略是居于首要的地位。换言之，要用所有一切的手段以来达到目的，一切的人力、金钱、贸易、政治反应和宣传，都要使其趋向一个目标。(三)最后一点，他具有惊人的勇气，有时似乎是莽撞一样。实际上他发现了一个秘密，知道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多数的困难都是自惹的。一般说来，对方都是彼此具有同样程度的畏惧心理。假使有一方面敢于把恐惧的心理暂时摆在一边，那也就等于他首先踏上了走向胜利的坦途。凯撒，正和亚历山大一样，具有那种冒险精神，使其将道提高到了最高水准。他预知其敌人的意图，把他自己的恐惧完全置之度外。
“
因为他统治的时间很短，所能够做到的工作，只不过是为这个大帝国的建立，播下一点种子而已，但是却把罗马从一个自治市变成了世界帝国。他使***和国获得了新生命，他不仅为奥古斯都的“君主的民主”，奠定了基础，而且更把火焰吹得更高，变成了统一性宗教的观念。
在历史上的伟大君王和征服者中，只有两个人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他不仅具有前者的战士精神，也具有后者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可是他却把中世纪的国家观念连根铲除了。此后许多国家都在摸索前进，试图完成他的统一美梦。
他出生在一个极为幸运的时代，因为在一七六九年，千年来欧洲旧的文明体系正要开始崩溃 [ 原作者注：拿破仑出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科西嘉 ] ，而且工业革命也在摇篮之中，在那一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获得了他的蒸汽机专利权，卡格罗特也在法国驱动了他的第一部蒸汽推进的车辆。美国革命正在徐徐沸腾，在这一切的上方，酝酿着更伟大的法国革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铸造之中，等候着一个天才来把握它，并依照他的意志铸造成形。
可能在一七六七年，吉尔伯特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这样写道：
有一个人会升起来，可能在此以前，他湮湮无闻。这个人可能在静默地沉思，他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才能，直到实际运用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权力。他也可能不学无术。这个人会把握意见，环境和机会。他会向伟大的理论家说，正好像实际的建筑师向雄辩的演说家所说的一样：“凡是我的对手告诉你们的一切，我都可以让它成为现实。”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建筑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完全只依赖他自己，而对于任何事情都加以集约化。
门瓦尔曾经这样评价拿破仑：
他不仅在思想上有主动能力，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能躬亲细务。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都足以带着他走：他感觉到他具有一切的能力和时间来管理一切的事情，实际上，他亲自做一切的事情。
考兰科的回忆录非常生动，他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大致相同，不过也许更加透彻：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逃避任何痛苦和考虑任何困难。而且这个原则是事无巨细都一样适用。这个人可说是完全被他的目标所吸引。对眼前的任何行动和言论，他都总是使用其全部的能力，资本和注意力。对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他都充满热情。所以这也是他比他的对手优越的地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同一时间内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思想或行为上。
作为政治家和将军，这也是拿破仑成功的秘诀。要了解这个以耶拿-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为顶点的战役的重要性，必须首先认清他的政治目的。这个双重会战可算是以后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开始，而以滑铁卢之战为终点。
第一就是使法国具有秩序，繁荣，而更重要的还是光荣。第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采取王国同盟的形式，以法兰西为宗主国。当他做上第一执政后，第一点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后，他就乘机巩固所得。他兴建巨大的公***工程，发起伟大的法律和社会改革，提倡科学、艺术和工业。简而言之，为了填补革命所造成的深渊，他热诚的希望和平。可是如我们所知，他的保护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需要是绝对冲突的，所以使和平变得不可能。
凭着他的热情，即使他也有错误，但是拿破仑仍不愧为近代的伟大战士。他在会战中显出过人的勇气，有精密计算的耐性，心中充满突发的灵感，善于猜透敌人的计划。拿破仑具有军事这一行业所要求的各种特性，温和和雄健，善于出敌不意，对于有时会产生重要结局的细节也绝不放松。他在会战中十分冷静而且无比英勇，他的心灵不仅善于沉思，更能随机应变，充满迅速和突发的天才。
2010-10-30 12:18
1759年，应该感谢沙克斯的试验，布罗格利元帅开始建立师的制度，到1804年，它演变成拿破仑的军的基础——这是一支完全自给自足的部队。不过最伟大的发明还是征兵制，这是1798年由茹尔丹将军和五百人议会所建立的。虽然强迫服役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可是执政府却让它有了全国性的基础，每一个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根据法律有强迫为国家服役的义务。征兵制不仅使拿破仑的征服政策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一般兵员的智力水准大大提高，所以步兵战术也彻底改变了。
虽然法国所征召的新兵缺乏训练，可是他们的战术却很有特点，富有弹性，以一人一枪为基础，而不是机械地发射排枪。这些“散兵”，如威尔逊爵士所说的那样，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灵敏似松鼠。一位普鲁士军官也说：“在森林中，士兵们都解散了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练中的行动，仅仅依靠树木的掩护来发射，他们不仅可以与我们相比美，而且还更优越。我们的士兵惯于在开阔地形并肩作战，所以反倒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形，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法军在敌国中就地取食，所以法军纵列所需要的牲口数量仅相当于普鲁士补给纵队的几分之一。这也使法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这就是拿破仑所继承得到的陆军——积极的，机动的，聪明的和狂热的，但是在纪律方面却有弱点，所以考兰科评论这位皇帝说：“他早已暗自承认他的这种战争体系是不能容忍严厉纪律的，正好像部队如无适当给养就只能勉强生活一样。”虽然如此，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很难运用。在艾劳之战后有六万人逃亡；在瓦格拉姆之战前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灌醉了。但是以士气而言，这支军队的精神异常坚定。这支军队是以精神训练的，而与奥、普、俄、英等国的军队都不同。对于后者，戈德曾经说过：“他陛下（称拿破仑）认为英国军队未免太严厉了，结果常使个人无法发挥其荣誉心。”
作为战略家，拿破仑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使他深受其利，因为当时的道路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繁荣的增进需要较好的道路，而道路发展之后，这个地区就会进一步繁荣。结果使军队在行军时较易就地觅食，于是从马尔波罗和杜伦尼时代起的仓库兵站旧有体系，就可以完全弃之不用了。
拿破仑本人是一个伟大的道路建筑家，他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他的战略大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两腿，而不是我们的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说：“战争的艺术也和力学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一个重要因素。” [ 原作者注：在耶拿战役中，普军每天的行军距离很少超过十二英里半到十五英里。而在法军方面有些行军的速度是很惊人的。有一次，兰纳斯军在五十小时中走过了六十五英里；另一次，贝尔纳多特军在六十九小时中走过了七十五英里。拿破仑的许多成功都是高速行军的功劳。 ]
说也奇怪，虽然拿破仑是炮兵出身的军官，可是他却缓慢地改革他的炮兵战术。一直迟到艾劳（1807年），弗里德兰（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会战，他的步兵还是直向敌方的炮兵冲锋，而被敌人击成碎片。在阿斯佩恩战役以后，他才开始把炮兵集中在攻击点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罗迪诺（1812年）两个会战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敌人的战线和纵队中，撕开了巨大的缺口。如果因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务时，拿破仑就不免要采取一连串的攻击，结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时间。在滑铁卢战役中，因为缺乏榴弹炮，或者说是使用不恰当，结果才使拿破仑无法把威灵顿从他的掩蔽阵地中赶出来，终于丧失了这场会战。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仑，则可能在两小时之内就把威灵顿完全击溃。虽然如此，拿破仑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
对拿破仑而言，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两个不可靠的因素。不过前者在军事上已经软弱无力了，如果它背叛——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也认为他有把握击碎普俄两国的联合兵力。后者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如果奥俄普三国联合起来，那么他就可能要在两个正面作战，或是在一个正面遭遇到压倒性的联合数量优势。所以他一回到巴黎就马上与他岳父谈判。
此时英格兰早在与奥地利进行谈判，拿破仑从他驻维也纳大使奥托伯爵的报告中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奥地利人耍的是两面讨好的把戏：他们一方面不愿让野蛮的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土到处烧杀掳掠；但另一方面也想摆脱法国人的控制。因为他们的战争准备尚未完成，所以拿破仑政策要点就是争取时间。
此时在涅曼河又发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意外事件。12月30日，指挥着三万普鲁士军队的约克将军——麦克唐纳元帅后卫兵力中的一半——突然自行与俄军签订了一项托-罗根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他这个军宣告中立。
这个意料之外的背叛产生的结果是两面的：
（一）现在仍指挥着大军团残部的缪拉只好被迫撤退，在俄军主力越过涅曼河三天之后，即1月16日，他又把指挥权交给尤金亲王。这位亲王是意大利总督，完全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宫廷将军。 [ 原作者注：现在这个残破的军团只剩下十万人。在侵入俄国的六十万大军中，其中只有二十万人是法军，所以法国的损失并不如想像中严重。 ]
（二）约克的叛变成了普鲁士全面叛变的一个讯号，结果2月26日，威廉·腓特烈就在加利斯赫与俄国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国出兵十五万，普鲁士出兵八万。3月13日，这个条约正式公布，普鲁士也同时向法国宣战。所以俄国人的目的已经有一部份算是达到了。
自从宣战之后，普鲁士境内就掀起了狂热的战潮。政丅府宣布全国皆兵。凡是不加入正规陆军和国民兵的人也都应该用对敌方交通线和后方作战的方式来支援陆军行丅动，人民都应使用他们所有的工具决死抗敌。大家阻扰敌人的行军，切断他们的补给，杀害他们的散兵游勇。这些游击队也不穿军服，在敌人的前进道路上，一切粮食都加以销毁，磨坊、桥梁和船舶全部予以焚毁，村落也应放弃，人民都躲到森林和山地去避难。正如拿破仑的内阁成员维恩伯爵所说：“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所想使用的新手段。”这也正是1792年法国革命后的情形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