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医学模式，其面对的挑战和解决策略

31年前，1977年4月号的《科学》杂志刊发了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乔治·L·恩格尔的一篇长文《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这便是后来成为当代医学观念变革思想旗帜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首次亮相，或许并不像一些医学史家宣称的那样：“恩格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它依然不失为当代医学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次显赫的“精神事件”，一场“观念革命”。当时，刚刚从“文革”梦魇中苏醒过来的中国医学界还处在与世界医学资讯的半隔离之中，未必有多少学者在第一时间读到这篇檄文。一直到1979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该刊是近30年来倡导新医学模式的重镇），“新医学模式”才受到中国医学界的推崇与重视，很快就成为我们医学职业语境中日渐流行的“公***话语”，成为医学变革时代思想激荡的“陀螺”。

30年斗转星移，无论医学与医疗格局，医院与医生境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医学模式”的“旗帜”依然高悬，然而，生物医学模式的“堡垒”动摇了吗？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新的“大厦”奠基了吗？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感叹，生物医学模式的“城堡”太精致，太坚实，太雄伟，我们根本无需去“撼动”它，只需在“城墙”脚下，为“心理”、“社会”的医学旨趣搭建两间“偏房”，作为他们闲聊或论争的“茶室”与“咖啡吧”，也成就了恩格尔的“理想”，这种思潮显然是误读、误解了恩格尔的“革命性”志向。理论上也抹杀了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三元属性之间的不相容性和统一性实现的艰难。 也就是说，30年前恩格尔在医学观念上“红杏出墙”的“灿烂”是否转变为当下医学理论与实践上“硕果累累”的“丰实”？呼啸而过的“公***话语”、“观念创新”所树立的“旗帜”怎样才能转化为新的融会于临床和实验过程之中的“研究纲领”？这是一个当代医学思想史的命题，是当下与未来医学“命运”的叩问。

医学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的观念与心智也需要时光的磨砺和淘洗。 回溯30年的实践，尽管在许多场合，“新医学模式”尚未能成为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真正的“研究纲领”，但毋庸置疑的是，心理、行为、社会、环境因素对躯体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已成为医学界的***识；尽管目前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工具与掘进路径，但越来越多的项目和基金投入心理、行为和社会医学研究领域；尽管生物-心理-社会三类学科，在建构医学的证据与理解方面还存在相当的“排他性”，生物学与人文、社会学科在研究主旨及真理向度上也所呈现的“不可通约性”，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图景。有学者对1974－1977年与1999－2001年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及《内科学年鉴》四种重要医学期刊中提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词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论是1999－2001间出现的次数是1974－1977年的100倍。不过，研究者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绝对数上生物医学研究依然保持着强大地优势。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医学模式转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王：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先生曾经讲过一段有些刻薄却又发人深省的话，他针砭的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并非医学界（可以作为中国医学界反思的镜与灯），但读来仍有如芒刺背的感觉。邓先生这样写道：“当今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对于一个几近丧失了原创力的民族来说，由外部输入的任何新鲜东西都是救命的稻草，人们忙不迭地用这些舶来品装点自己贫乏的生活，充实自己空洞的大脑，并为之沾沾自喜······我国学术界似乎根本不存在一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问题，反倒是西方学术界跟不上我们血盆大口的需求，他们的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抖落出来的一个意向、一种动态，在那里还只是少数专门学者探讨的话题，在我们这里就已经炒得有了'焦糊味'了。”，其实，冒“焦糊味”的“锅”里未必盛得出香熟可口的“米饭”，或许是一锅“夹生饭”。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中国的命运也大致如此。我们今天对于新医学模式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会议上赶浪头表态，或者是学院派学者重复诠释一些理论“命题”的水平。另一种反响是有人企图消解恩格尔对医学观念的刷新价值，认为只不过是中国传统医学精髓的归纳与复述（古已有之论已经成为一种消解现代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或者是1948年世界卫生宪章中对健康定义表述（健康不仅只是躯体无病痛，而且还应包括心理平衡、社会关系的完善）的阐发，不过是“常识”的“纲领化”，因而不具备“原创性”和“旗帜”与“宣言”的精神价值。无论是高估或是低估恩格尔论文的理论价值，都造成了当代医学理性思考的“悬空”，以及终极思考与关怀的“缺失”。

张：这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医学技术可以简单地复制，但医学思想则不能，新的医学观需要系统地重构，它不仅涉及到对生命、对死亡、对疾病的再理解、再定义，而且还需要真正贯彻到卫生决策、医学教育、临床治疗等实践中。另一方面，用“古已有之论”来与新医学模式对接，只是“貌合神离”，并无智识上的贡献。因此，我们更应当重视从观念引入走向思想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