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离是一个怎样的人
李离何许人？汉代有个学者叫韩婴，对《诗经》作过解释，叫做《韩诗外传》。其中就记了一件有关李离的史事：李离是春秋时期晋文侯时候掌管刑狱的官员（大理），在断案时，因错听人言，误杀了无辜。错案发生后，李离“自拘于廷，请死于君”。晋文侯知道李离正直，是个好官，有意保护他，发展到最后竟让他休得多言，赶快离去。李离高呼，“臣不能以虚自妄”，竟当场拔剑自刎。
注释
⑤理：法官。⑥过听杀人：听察案情有过失而错杀人命。 ⑦当：判罪。 ⑧居官为长：担任的官职是长官。长：首长。⑨傅：附着，此指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 ⑩失刑则刑：错定刑罚就自己受刑。（11）失死则死：错判死罪就自己以死偿命。（12）听微决疑：听察细微的隐情事理，决断疑难的案件。（13）伏剑：用剑自杀。伏：受到惩罪的意思。
译文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贱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wěi，伟）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历史故事
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给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人物评价
李离为何伏剑？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晋文公时代的最高司法长官李离，一次根据下属向他汇报的案情，将人错判了死刑，便自己把自己拘押起来，准备抵当死罪。晋文公说:“官阶有高低，处罚也有轻重，这案子是下面人弄错了，并不是你的罪责啊！”李离说:“我的官职很大，从没有让给下属一点权；享受很多奉禄，却没有赏给下属一点利益，现在错判案件而杀了人，却把罪责推卸给下属，这可没有听说过。”说完，他不顾晋文公的劝阻，伏剑自杀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离伏剑”。李离
这个李离确实可敬可佩，可能在有些人看来，他还有点“冒傻气”，但实际上他必须这么做。古代法官断案，就是讲“责任制”和“追究制”的——统治阶级为使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得以实施，对惩治司法官吏断案中的“枉、纵”行为均有明确规定，李离任职的晋国，就明文规定法官错判者，如同对待诬告者一样，实行“反坐”原则。李离“伏剑而死”，其实正是对自己的误听错判主动承担责任，履行了“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法律规定。诚然，像李离这样豁出脑袋维护法律尊严者，在古代不过是凤毛麟角。他严于责己、勇于负责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足以传颂千古，启迪后世。 勇于承担责任，是为官者必备的素质，是领导者应有的道德规范。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负其责。”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责任。领导有权也有责，权和责是对等的。既然当了领导就应敢于负责，一丝不苟。工作没有做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工作出了问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应有的处理。即使过错和失误是下属所犯，领导者也要勇于承担自身的领导责任，不能“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某个地方出了大的事故，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当地领导却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工作失职、领导不力的责任，或者向人民群众公开道歉，或引咎辞职。这是领导者的本分，也是领导者应有的觉悟。 毫无疑问，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大多数人是勇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的。但也确有少数干部没有敢于负责的精神，他们不把自己的责任放在心上，只要待遇，不挑担子，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躲着走，能推则推，能拖就拖，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如果工作有了成绩，便使劲往自己脸上贴金，左一个自己“英明决策”，右一个自己“领导有方”，又是领奖台上现身，又是荧光屏上亮相；一旦工作出现失误，便指责分工的副职没有抓好落实，埋怨主管部门没有尽到责任，训斥下属没有认真执行自己的指示……至于自己，至多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象征性地来点“自我批评”，便“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对于具体责任，一概不“认账”，甚至隐瞒错误，掩盖真相，逃避责任。这种人玷污了“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亵渎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领导者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但愿这些领导者能知耻而勇，改弦易辙，以“李离伏剑”为鉴，对工作中的失误严于责己，勇于承担责任。从制度上对领导者也应严明责任，明定赏罚，使他们没有空子可钻。这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也是最深刻的教育。
后世影响
一则历史典故的五层解读 在中国历史上，李离是那种典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没有过像孔孟庄老那样的著书立说，也没有过像秦皇汉武那样的文功武治，甚至没能像荆柯那样留下流传千古的侠义声名。历史关于李离的全部记载只限于汉人韩婴的一篇寥寥百余字的记述，但其全部内容也只有李离和晋文侯之间的一段关于请死的对话，最后李离请死不得，无奈地伏死于自己的剑下。李离
今天，好多中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李离为何人，自杀者李离没能用死亡改变任何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也没能用鲜血和生命启迪并教化民智。作为传统体制的叛逆，李离只能成为中国历史里的异端，被人遗忘或被人耻笑，甚或被当成有限知之者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今天，仍有好多中国人喜欢把头探出门外去搜取异域的思潮（比如自由主义），拿来作为拯救本民族命运的良方，却习惯忘记温读本民族历史的发端和进化，终至于和李离擦肩而过，仍四顾茫然。然而，可以允许今天的别人对李离视而不见，却不可以允许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对李离熟视无睹，否则无异于是对慷慨志士的一次犯罪，更是对自由主义思想信仰的一种亵渎。
官员李离的民本思想
李离的故事很简单：他被晋文侯（春秋以前的晋国国君，相当于周幽王时期）任命为大理（掌管刑狱的官），有一次听取了下属错误的报告，把不该死罪的犯人执行了死刑，过后李离自知，于是自拘于廷，请晋文侯处自己死罪。这就是李离和文侯接下来展开对话的背景，也是最终导致李离自杀的根源。 按照惯有的为官之道，即便李离真的杀错了人，他也本不必如此，因为他的大理一职是文侯任命的，他只需要面向文侯负责就是了，只要文侯不纠察他的过错，他仍可以好好地继续当他的大理就是了，管他什么被错杀的老百姓们的民怨沸腾，民怨沸腾不足以让李离丢官，只有文侯的君怨沸腾才可以导致李离人头搬家，所以既然文侯根本没有追查他的想法，李离完全可以息事宁人，所谓自拘于廷也实在是多此一举。 倘若真是那样，李离的故事也就没什么好解读的了，因为中国历史从来不缺少那种只对上级负责的官员和为官之道，此一个李离实在无足道哉。但李离却不这样，他是历史的异端，尽管他的大理一职是晋文侯任命的，但他却坚持要向老百姓负责，他杀错了人，以为人命关天，所以甘愿用自己的命来抵偿自己的过错。所以可以说，李离的思想基础里有着很深的民本意识，在他的理解中，民的重要性大于君的重要性，他首先要对民负责，所以绝不草菅人命。同时，李离的这种民本的负责思想也绝不是空谈，当真因为自己的失职而导致老百姓利益受损，那么他宁愿辞职，请死罪，以抵自己伤民的过失。 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对官员的引咎辞职制仍颇感陌生，甚至以为这种做法完全舶自于西方体制，岂不知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个叫李离的人就已经用身家性命实践过了，由此可知，中华文明理应也包括其政治文明，中国历史并不独有专制的丑陋，至少在秦始皇之前的历史多元时期是这样。
人治体制的法制思想
李离的大理一职是文侯任命的，而不是百姓选举产生的，文侯是君，李离是臣，李离握着百姓的生死权利，文侯握着李离的生死权利。李离在断案时，所有的依据都来自下属的汇报，而决断时亦没有什么陪审团或和议庭，他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认识能力进行断案，所以，虽然他内心秉公，但由于不可避免的认知局限，他仍旧断错了案，杀错了人。当然也可能是下属故意汇报假证据，导致李离杀错人，但不管如何，杀错人总归是一个事实，跟李离愿意不愿意杀错没有关系，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公正和努力，但仍然不能避免自己的过听杀人，由此可见李离的过错不是源于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对待这起过错，李离最终只拿出自己抵罪的方案，并没有拿出如何避免犯错的方案，这其实不能责怪李离，这只能说是李离的局限，而不能说是他的错误。其实，即便是现代人对完全避免过错也仍无法拿出真正十全十美的方案，那么要求李离来做到这一点，实在过于苛求了，李离所能做的仅仅是道义和良心上的公正，以及以实际行动对出现过错时的惩罚制度的强烈呼吁。在李离请死时，文侯为其开脱：“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意思是你是尊贵的官，不能随便惩罚，这是典型的人治思想，因为只有在人眼中才有人的高低贵贱，而在法面前，人却是平等的，是不分官大官小的，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同时为了帮助李离开脱责任，文侯还用了另一种解释，说这是下属假情报的错误，而不是你李离的责任——其实，文侯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触摸到了人治的局限性，但毕竟他是文侯，他说这句话的真实用意不过是为了帮助李离开拓，而不是反思什么人治的局限。 可是李离并不领情，尽管文侯为他寻出了不死的借口，但他立刻又找到了自己该死的理由。他说：“臣居官为长，不与下吏让位；受爵为多，不予下吏分吏，今过听杀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闻也。”李离的这句话很耐人寻味，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的人治氛围里，所接受的一切都是人治的东西，甚至他自己也不能提出一套完整的法制思想，但他却用自己的回答凭空构建了一套法制体制的原理。这原理的根据就是：我的权利比下属大，享受的物资待遇比下属好，现在出了错，就不能让下属替我承担责任。仔细分析这句话，李离请罚的根据不是文侯的好恶，而是他居官为长和受爵为多的事实，好恶是人治，事实则为法制，这就是李离思想最闪光的地方：他身处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治体制下，可是做事的思维和习惯一直在努力触摸法制的原理。
廷臣李离的杵臣思想
作为晋文侯直接任命的重要官员，李离算是一个廷臣，所以当他认识到工作中出现了错误时，首先做的就是“自拘于庭，请死于君。”，这表面上看是李离在主动接受人治的判处，其实质仍是李离心向法制的一种强烈愿望，只不过没有现成的法，李离便虚幻地把文侯当作了法，这其实是一种让人心酸的无奈，李离的这种皈依人治的行为绝对不该被当作诋毁他背向法制的理由。接下来，他同文侯之间的对话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从二人的对话里可以推断，晋文侯应是个思维特别机敏的人，当他遇到李离请死，他首先就为李离找到了不死的借口，但可惜的是李离立刻用上面的一番话否定了文侯的推论。机敏的文侯又立刻从李离的回话中感悟到了更深刻的内容。他说：“自以为罪，则寡人亦有罪矣。”意思是 ，你是我所任命的，我比你李离的权利更大，享受的俸禄更多，如今出了过听杀人的错，我也有责任，不该让你带我受过。文侯的这句回话显然把问题带入了一个很偏僻的思维境地，无法知道这个境地是不是李离实现计算好的，总之聪明的文侯自己主动把自己带到了这个困惑的境地，而这个境地绝对是千百年来统治者都极力避开的尴尬境地。 既然李离认为权利和责任是等同而不可割裂的，那么显然在这个体制中，一国之君拥有着最大的权利，享受着最多的好处，那么按照李离的推论，显然他应该对过错承担最大的责任。刚刚说文侯机敏，只是说他能立刻从李离的回话中悟出了这样的推论，但也许文侯还很愚钝，因为这样一个君主体制无法回答的问题，真正聪明的人肯定会设法绕过，而只有愚钝的文侯才会主动自投罗网。 面对文侯的质问，偏执的李离继续把自己的偏执引向了一个世人难以抵达的高度。他说：“法失则刑，刑失则死。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故使臣为理，今过听杀人之罪，罪当死。”看来当时的李离肯定是豁出去了，他来面见文侯已经带上了必死的决心，所以面对文侯的置疑，他的回答斩钉截铁。所谓“法失则刑，刑失则死”亦完全是法制的思维，你文侯认为我具备明察断案的能力，所以你才任命我为大理，如今出了过听杀人的错，你当然也要死罪。李离用自己的这句回答同实现分不清的人治观念彻底划清了界限，同时也完成了从廷臣到杵臣的实质转变，更把一个难以辩论的悬疑问题抛给了晋文侯。 在李离的心目中，法制的份量肯定是大过君主的份量的，上面的回答完全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尽管他自拘于庭来请死，其实真实用意并不是要求文侯用人治的程序判自己死罪，而是要用死亡来捍卫自己对法制的信仰。晋文侯就个人性格来说还算不错，所以他面对着李离咄咄逼人的诘问，并没有像一般君主那样怒发冲冠（这也反应了那个时候人的重理一面），文侯回答李离说：“弃位委官，伏法亡国，非所望也。趣出，无忧寡人之心。”，文侯的回答还不算太令人失望，毕竟他仍没有超出理论思辩的范畴，他的说法是：如果我们都（因为这次过听杀人）不当官了，都伏法而死，那么国家岂不是灭亡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并仍然宽宏地对李离说，你根本不替我着想，赶快出去吧。 李离所看到的显然要比文侯远得多，他说“政乱国危，君之忧也；军败卒乱，将之忧也。夫无能以事君，闇行以临官，事无功以食禄也。臣不能以虚自诬。”这是李离自杀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知道自己刚刚的劝荐已经实现了自己表达理念的目的，但他早已坚定了为信念而死的决心，并试图以自己的死亡唤醒文侯对政乱国危后果的正确认识，其实质仍在表达他的民本思想，真正重要的当然是国家的统治，但这统治恰恰就是和每一个老百姓息息相关，因为自己过听杀人，草菅了人命，所以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官，自己一定要死的。说李离思想是民本，其实也可以说是君本，甚至是社稷本，其实都一样，因为在李离的思想中，三者其实完全是统一的。
不畏死者的畏死逻辑
李离发表完自己的慷慨演说之后，遂伏剑而死，自杀于文侯面前。在整个韩婴的记述里，李离示人的一直是个不怕死的志士形象，在出现过听杀人之错后，他就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并抱着必死的想法面见文侯，前来请死。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忠诚于信念的人一样，李离也是一个把信念看得高于生命的人。古有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后随之谈判于楚，执剑当庭谈笑风生，逼着楚王接受谈判条件，整个过程压根没有考虑死的存在；后有荆柯，领命刺秦，明知无论成败都必然赴死，但依然慷慨前往，其行也根本不算计自己生命的份量；更有程婴和公孙杵臼，为保全赵氏孤儿，苟活于世遭尽骂名不说，甚至还献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似乎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不怕死的志士，他们为了他们所信仰的忠孝仁义，总是甘愿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 就慷慨赴死的态度上看，李离也绝对是一个志士，在文侯不追究他的过错时，他主动前来请死，在文侯一次次赦免他无罪的时候，他不但仍坚持自己该死，甚至还推论说文侯也该死，没有坚定的信仰，人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古人不畏死的做法很容易遭到诟病，爱惜生命是做人的一个起码规范，而显然李离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就此就可以说李离是个不怕死的亡命徒吗？回答当然不是，不但不可以说李离是亡命徒，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 李离先于孔子，他生活的年代还不知道儒家为何物，但他的思想里天然就具有推己及人的成份，他把个人的安危推演为所有人的安危，正因为他认识到了制度对于人的安危的终极重要性，所以他才甘愿以死来捍卫这种他所理解并向往的制度。在具体的故事里，李离是一个执掌别人生杀大权的高官，除了比他权利更大的晋文侯，他拥有着常人所没有的自由空间，但他的思想恰恰能超越这一点，他认识到他的自由取决于大多数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自由就构成了制度保障下的自由，一旦失去这种制度保障的自由，那么大多数人的自由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次，他以大理之职过听杀人，他日，完全可能因为文侯的过听杀人而把灾难降临于他的头上，甚或他不是大理，而是布衣百姓，那么他更要天天提心吊胆地恐惧着自己的无自由生活。理想而合理的制度是对所有人的理想和合理，它保障的亦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以随意剥夺别人自由来换取自己自由的自由，这就是促使李离拼死捍卫的信仰。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李离是怕死的，他高为大理，却设身处地地感悟到了身为布衣的不自由，并认识到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于是决定亲自去捍卫这种自由，哪怕不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一旦这种真正的自由实现了，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自由都已经实现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自由，所有人都享受的自由当然就是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必须是制度上的自由。
自由主义者李离的失败
中国的历史从来都不缺少大人物，那些大人物们或著书立说，或投身革命，虽其行为方式各异，但往往都能留下一段不朽的青史在人间，更使得其人其事能在千秋万代里流传，这些流传千秋万代的大人物们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构成了现实中被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所以，现实的历史也可以被称为大人物的历史。但在大人物历史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别的形式的历史，比如小人物的历史。比起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些小人物往往人微言轻，甚或不值一提，而且他们也基本没做出过什么影响历史的大事件，更没发出过什么影响思想的大论说，所以他们只能注定被湮没在大人物的流水之下，相对于滔滔的历史长河，他们不过是被泛起的泥沙，完全不足以更改河流的走向。也因此，比你那种大人物的历史来说，小人物们的历史往往会成为被忽略的历史。 李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以大人物为模式存在的历史最终忽略了他，甚至可以说历史几乎遗忘了他，对于浩瀚的中国历史来说，李离的份量几乎轻如鸿毛，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李离最终选择了死亡，用自己的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甚至也结束了自己的思想，可以设想，李离死后，晋文侯顶多会有一丝难过，或许这难过之中还会夹杂着一丝嫌怨和不解，他不会按照李离生前所追求的意愿改变现有统治，也不会把李离的思想整理成书以传后人。哪怕是在汉人韩婴的记述里复原了李离的故事，最终结论的落脚点也不过放在了“君子闻之曰，忠亦乎”，并亦《诗经》之辞来做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记述者韩婴居然从李离的自戕中看到的是忠，而不是反；看到的是君子之行，而不是思想之可贵。这仍怪不得韩婴，甚至我们还要感谢韩婴，如果没有他，李离相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完全等于不存在。生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环境里，是李离的悲哀，但他的民本思想和对法制原理的趋向却完全是现代进步政治的萌芽，诞生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历史背景，实在难能可贵。 中国历史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地走向了单一，但透过一个小小的李离，我非常相信，在秦之前的中国，思想的进步行和多元性完全可以让现代的我们汗颜，我甚至还相信，所有的现代进步思潮都可以在中国历史的源头找到自己的发端，而根本无需到国外去舶来。只不过在单一的模式下，那种进步最终溺亡，那种多元也趋向了单一，自由的萌芽在萌芽阶段里死亡，所以自由主义者李离也终于成了失败的自杀者李离。不禁胡思乱想，假如李离不死呢，结果会怎样，无奈结论仍颇让人失望，李离不死，他也仍将被历史所淹没， 我坚持这样的理解，自杀者李离同那个时代诸多慷慨赴死者有着本质的不同，至少在思想的层面上，他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高度，他自拘于廷当真是为了信念而赴死，更是跟廉颇之流假惺惺的负荆请罪有着价值上的天壤之别。然而可惜的是，那些其他人都能或明或黯地光照历史，唯独李离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