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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黑人”(节选)

11月10日至12日

跑了两天,多半是为了找工作。我想知道一个受过教育,穿着得体的黑人能得到什么职业。没有人断然拒绝,他们只是委婉地解释说,我不需要被聘为打字员或簿记员,等等。

生活方式完全过时了。我每天在擦鞋摊遇见类似的顾客,每天在人行道上做饭,每天喂乞丐和鸽子。

在黑人中,我非常受尊重,即使是在陌生人面前。

比如,有一天晚上,我决定去黑人电影院,去里德街向一个小男孩问路。

“请稍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怎么去那里。”他说。

我站在拐角处,过了一会儿,他来了。

我们一起走过。他是迪拉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他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以便为自己做些工作。我们走啊走,旅程似乎没有尽头,所以我们至少走了两英里。然后我问:“你住在这一带吗?”

“不,我住在你第一次遇见我的地方。”

“所以,你走的是反方向。”

“没关系。我很喜欢和你说话。”

当他到达电影院时,他问:“你认为你能找到回去的路吗?”

“啊,是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

"如果你不确定,我可以问一下放映时间,然后再来接你。"

对一个陌生人的礼貌,他走了几英里远,让我感到惊讶,并建议多买一张电影票,这样我们可以一起走回去。

“不,谢谢——我有作业要做,但我很乐意回来接你。”

“为什么这么麻烦你?让我为某事感谢你。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他拒绝接受钱。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食堂,早餐吃了鸡蛋和玉树蛋糕。老餐馆老板马上和我说话——或者让我听他的。他预见到黑人会有新的生活,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仍需加倍努力。我告诉他找工作不成功,他说这是整个典型经济现象的一部分——经济中的不公平。

“以白人儿童为例。当他们学习和上大学的时候,白人孩子有了真正的动力,因为他知道毕业后,他们可以从事任何职业,赚很多钱。但是黑人孩子——生活在南方的黑人孩子?不会吧。我看到很多在大学里成绩优秀的同学,暑假回家了。如果他们想赚点钱,他们只能努力工作。即使毕业了,还有漫长的奋斗。大部分人去邮局工作,做牧师,或者教书,这是最幸运的。其他人呢,格里芬先生?不管他多努力,他永远也不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税和物价超过了他的收入,他几乎不能养活他的妻子和孩子。这种经济制度不允许他结婚,除非他做好面对贫困和强迫妻子工作的准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至于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另一方面也知道教育不会像白人一样给黑人找工作。任何家风,任何体面的生活水平,从一开始就显示没有前途。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干脆放弃尝试。他们随遇而安,纵情享乐,甚至为所欲为,放荡任性。即使他们出车祸死了,被刀毁了,或者做了什么傻事,他们都觉得无所谓。”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白人说我们不配做一等公民。”

“唉……”他垂下双臂,沮丧地说:“是吗?白人不允许黑人打工赚钱。因为缺少收入,我们不能交更多的税。然后他们说,因为白人交的税最多,不管是什么。这是个恶性循环,格里芬先生。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这个陷阱。白人开始贬低,然后谴责黑人真的低人一等,不配拥有各种权利。”

然后其他人进来吃早餐并加入了谈话。

“只有平等的工作机会,”盖尔说,“才能解决年轻黑人遭遇的各种悲剧。”

“那么,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我问:“有什么妙法可以阻止有种族偏见和仇恨的人大力鼓吹宣传?群众看一些有毒刊物——大多以慈善甚至仁慈的口吻出现,让很多人真的因为黑人的黑化,在工作和操作上无法达到白人的标准。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认为教育上的平等和工作上的机会平等会给黑人造成更大的悲剧。因为那只会加速证明黑人不够格——加速黑人的幻灭,认识到我们在本质上真的低人一等。”

“希望那些好心人不要再这样保护我们了。我知道很多黑人愿意‘戳破’这种幻想。”餐馆老板笑着说。

“那些人只是落后了五十年,”一位老人说。“社会学家解释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黑人在各方面成就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个错误的观点——成就不是一两个,而是成千上万个。这些种族主义者怎么能随便否认呢?”

"他们懒得知道这一切。"盖尔先生淡淡地说。

“我们需要改变一种道德氛围,”老人说。“这不仅是表面的,也是根本的,非黑即白。我们也需要一个圣人——那些有常识的开明人士。否则永远解决不了。那些迫害团体——种族主义圣贤、爱国超人,随便你怎么称呼——指责各种鼓吹种族平等的运动,认为它们受到犹太复国运动、智者或撒旦魔鬼的影响——是推翻基督教文明阴谋的一部分。”

“因此,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从不从事致力于种族平等的运动,这听起来很合理。”盖尔先生说。

“那是他们要求的。一旦黑人可以投票、纳税、有体面的工作、体面的家庭和体面的教育,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种族混乱’,认为这是一个大阴谋,不仅毁灭文明,也毁灭国家。”

“因此,一个优秀的公民必须实施这种腐败的美国风格,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吉利先生叹了口气,“真的,只有圣人才能纠正这个烂摊子。”

“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幸的状态:每个人都害怕如果我们公平地做事,会鼓励他们的阴谋,”餐馆老板说。"我相信许多人会袖手旁观和畏缩."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黑人都被挤在中间。我不能理解,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来抚养孩子,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会鼓励敌人……”

当我沿着里德街走过犹太区时,我发现每一个我与之交谈的黑人知识分子,在黑人中鲁莽直率的态度下,都承认黑人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鄙视他;第二,也是一个可悲的因素,黑人对自己的轻视。他鄙视黑化,因为这让他痛苦,他愿意践踏同类,也因为他们是痛苦黑化的一部分。

“先生,您要点什么吗?”当我走在街上时,一个黑人坐在他的旧货店前问道。“进来看看吧,”他甜甜地说,仿佛要说服全世界,夸耀自己展示的皮鞋。

还没踏出十尺,就听到他用同样的语气,向别人推销。“先生,您要点什么吗?”

“想买,但不想和你交易。”那家伙毫无幽默地回答。

我在新奥尔良法国区遮打街一家著名的博兰酒店前停下脚步,全神贯注地看着橱窗里张贴的精美菜单。我看了看菜单,发现前几天,什么好吃的都可以点。现在,同样一个人,对食物的胃口和欣赏力都是一样的,甚至带着同样的钱包,但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帮我走进去吃一顿饭。我记得一个黑人说过:“你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但除非你去做厨房杂工,否则永远进不了任何豪华餐厅。”那个黑人经常梦到各种离他只有一扇门的东西。他知道这辈子都不会经历。

我仔细看了菜单,忘了黑人从来不做这种事,就像小孩子在糖果店的橱窗前贪婪一样。我让它太显眼了。这可能会影响游客。

我抬起头,准备看到一个谴责的皱眉,一个不用开口就能清楚表达我想法的表情。这种无声的演讲很快就被黑人理解了。白人那张责骂的脸和不耐烦的行为告诉他赶紧守岗,他已经“超出正常轨道”了。

这一天,我到处找工作,摆出一副勤快的笑脸,却总是被婉言拒绝。

最后我放弃了,回到擦鞋摊。当我天黑后从擦鞋摊走到里德街时,因为走了太久,我的腿已经筋疲力尽了。杰克逊广场是一个公园。我发现那里有一条弯曲的长凳,于是我坐下来,准备休息一下。广场看起来很荒凉,透过冬青树丛,一些动静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花园的另一端,一个中年白人男子正在慢慢地折叠他读过的报纸。他站起来,慢慢地走着,一股烟草味扑面而来。我告诉自己,抽板烟的人通常不是种族主义者。

他客气地说:“你还是另找地方休息吧。”

叫我早点走是好心,免得丢人。“谢谢你,”我回答道。“我不知道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回到基督教青年会,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才知道黑人有权利在杰克逊广场坐下来休息,但是那个家伙就是不想让我去。

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就走了。虽然精疲力尽,但作为一个黑人,我不知道该在哪里休息腿脚。如果上了车才一直走,那就要一直走,直到到一个地方做一件事。如果你坐在路边,遇到一辆警车经过,你会被盘问。没听过黑人抱怨警察故意找麻烦,但有人警告过我,每当巡警看到黑人,尤其是陌生的黑人,一定会审问。所有黑人都想避免这种麻烦。

我走到克伦堡路,上了路过的第一班车,在迪拉大学下车。我太累了,无法欣赏学校美丽的校园,只好坐在长椅上等待转到城市。公交车不仅便宜,而且是最好的休息场所。

夜幕降临时,我终于坐上了去市区的公交车。到运河街还有两个街区。公共汽车离开克拉布路,向左转。我按铃下车。司机停下车,同时打开了车门。车门一直开着,我走近了,正要下去,却砰的一声关上了。当时车还停在原地,等绿灯信号,我请求司机允许我下车。

“我不能让车门整夜开着,”他不耐烦地说。

又等了整整一分钟后,他拒绝打开车门。

"那么,你能在下一站让我下车吗?"我问,控制着自己的脾气,小心不要说或做任何对这个地区的黑人不利的事情。

他没有回答。我回到我原来的座位。同车的一位女乘客,带着同情的恼怒,似乎极度反对这种待遇。但她没有说话。

每到一站,我就按铃,但是司机继续开过去两站,离我原来想去的地方八个街区,然后就停下来了,因为有白人乘客下车了。当我跟着他们走到车前时,司机看着我的动作,一只手放在反弹到车门的横杆上。

“你现在可以下去了吗?”当白人乘客离开后,我平静地问。

“对,我们走吧!”他终于开口了,好像懒得再玩猫捉老鼠了。于是我下了车,觉得好恶心,不知道怎么走了八个街区又回到了原来的车站。

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决定重返白人社会,于是不顾疼痛拼命擦洗,直到我棕色的皮肤呈现出粉红色。还不错,照照镜子,我觉得我能混出来,然后穿上白衬衫,脸和手立马看起来很黑。换上一件古铜色的运动衫,相比之下,皮肤看起来要亮很多。

改变身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既然你是白人,你就不能被人看见在午夜走出一所黑房子。如果你住在白色的酒店,你的皮肤会因为暴露在太多的阳光下而看起来太黑,而且你的身体里仍然有药性,所以你将无法回到酒店。

我等着外面的街道平静下来,我也相信房间里的人都睡着了,于是拿起旅行包走到门口,进入了黑夜。

如何快速离开黑区,尽快踏入白区,才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完成这一转变的重中之重。我仔细观察。远处只有一辆警车,所以我躲进了一条小巷。

第二个路口,有个黑人男生一个人走,我跟着他。少年看着我,眼睛依然直视前方。显然,他认为我可能会麻烦他,所以他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些东西。在黑暗中,我认不出那是什么,但我听到了咔嗒一声。毫无疑问,应该是一把大折刀。对他来说,我是个陌生人,一个可能伤害他的白人,他必须保护自己。

这个少年在街角停下来,等待交通信号。这时,我走到他身边。

“天气变冷了,不是吗?”我说,试着让他相信他没有恶意。

他没有说话,像一尊雕像一样站着。

然后我们一起穿过街道,来到了更明亮的城市。一个警察来了,男孩迅速把他的武器放进了他的上衣口袋。

警察友好地向我点点头。我知道改造成功了,我回到了白人社会,成为了一等公民。所有的餐馆、浴室、图书馆、电影院、音乐会、学校和教堂都在一瞬间开门。黑久了,现在都适应不了这一切。我走进一家充满喜悦和如释重负的餐厅,和其他白人顾客坐在零售部。女服务员对我微笑,这是一个奇迹;我点了菜,有人端上来,这又是一个奇迹;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没有被打扰,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人问“奈杰尔,你在这里做什么?”

但在餐厅外的黑暗中,我知道那些黑人和我过去几周一样,还在街上游荡,买不起一杯咖啡,也不能随便打开卫生间的门。方便的话,还得找小街小巷。

各种最简单的特权,对黑人来说都是奇迹。现在我感受到了这些奇迹,但我并不快乐。即使你接受了一个微笑,看到了一张慈祥的脸,各种礼遇——你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白方了,只是因为对方记忆犹新,这个奇迹就变得很酸了。

我吃白色的食物,喝白色的白开水,我总是被白人的笑脸惊到。怎么会这样?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离开餐厅后,我去了豪华的惠特尼酒店。一个黑人跑过来接过旅行包,笑着说“好的,先生——好的,先生”。

我真想告诉他,“不要撒谎。”但是,既然又回到了墙的另一边,就切断了通路,无法交换眼神,无法表达感情。

酒店工作人员满脸笑容,登记了他们的名字,给了我一个舒适的房间。还有一个黑人服务员替他提旅行包。当我付了小单,接受了他的鞠躬,我发现我们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就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距离。我锁上门,坐在床上,点了根烟,想起一周前我也是这样,根本进不来了。现在我站在脚下的地毯上,匆匆数着每一件普通的家具、台灯、电话,去贴着瓷砖的卫生间洗一洗——或者回到街上体验走过任何一个大门、任何一个地方、电影院、餐厅的滋味,或者在公共大厅里与白人交谈,没有卑躬屈膝,依然可以看着女人,接受她们温柔的微笑,不禁感慨良多。

注意事项:

本文选自《如果我是黑的》(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版)。杨安翔译。约翰·格里芬,美国作家。1960年,他用药物和染料装扮成黑人,游历了南方几个州。后来,他把自己的经历以日记的形式写了下来,形成了一本书《如果我是黑人》,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①[奈杰尔]“Negro”(黑人,黑鬼)音译。

《解放黑奴宣言》颁布近百年后,在马丁·路德·金发起黑人民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乔,一个装扮成有良知的黑人的白人作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文章中真实的生活描写,细致的心理描写,巨大的反差,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恐怖和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