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迪夫妇:抗战时期欧洲的一对夫妇。丈夫血洒大青山,妻子潜伏沙滩。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着中国代表团正式进驻联合国并开始行使主权权利,中美之间的民间互动逐渐开始增多。

不久,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黄华同志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打听和联系一位现在美国的德国女士——裘蒂夫人。

后来,黄华打听到了这位女士的住处,并亲自去拜访她。

黄华敲了那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外国妇女。她看着面前的黄华,觉得有些奇怪。

“你找谁,先生?”

黄华急忙自我介绍道:

“你一定是朱迪太太。我来自中国。”

一听到“中国”二字,对方犹豫的眉毛一下子舒展开来,仿佛看到久别重逢的家人。

她点点头,让黄华进了房间。

随后,黄华简单描述了这次访问的目的。这次他是代表宋庆龄女士来邀请秋迪夫人来华,国家也希望她将来能在华安安度晚年。

裘娣夫人听到黄华的邀请后,非常激动。她眼里含着泪水,喃喃自语道:

“汉斯,我很快就要见到你了。他们没有忘记我们。”

裘蒂夫人口中的汉人,就是她的丈夫汉斯·赫柏,也是第一个为中国抗战事业在中国英勇牺牲的欧洲人。

汉斯·埃伯,波兰语名字叫格雷布,出生于德国党员。年轻时,他在德国医疗卫生部门工作。后来,他因参加反对一战的示威游行而被当局逮捕入狱。

在监狱里,汉斯·赫伯仔细思考了未来。他觉得,目前医学只能改善人的体质,但为了唤醒人们的认知,也要尽力把社会事实呈现给大家。

让黑暗刺痛每个人的眼睛,让光明指引人们的未来,用真相唤醒人们的觉醒。

正是因为这段办报经历,他开始接触中国,并与中国结缘。从那以后,他再也无法放弃。

20世纪初,东方之狮中国开始觉醒,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东方,也使世界各地的报纸逐渐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

汉斯·艾伯在报社工作时,接触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新闻。他对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非常感兴趣。

他觉得他真的应该亲自去那里。不久,汉斯·希伯利用工作之便踏上了东方之旅,在那里,他看到古老的中国生机勃勃,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民生活勤奋。

这一事件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当时上海进步思潮汹涌,青年学生更是激情澎湃。

抗议日本棉纺厂镇压工人罢工和杀害工人顾正红。

5月30日,上海2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支持工人的行动。这些年轻人纷纷发言,强烈要求政府收回租界。作为回应,英国警方立即逮捕了100多名学生。

消息传出后,一万多人聚集在巡捕室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进步学生。

随后,英国巡逻队当场开枪打死13人,重伤10人,并逮捕了多名one hundred and fifty示威者。

五卅惨案后,举国愤慨。然而,一些反动报纸蓄意歪曲事实,将枪击英国警察巡逻队的原因归结为:

“学生要袭击巡逻室,杀死外国人和受伤的巡逻人员,最后还要自卫。”

这种歪曲的假消息在国外传播,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对5·30惨案持左的看法。

这让汉斯·赫伯此时感到义愤填膺,因为他那天正好路过南京路事故现场,和很多外国人一起目睹了整个事件。

根据汉斯·赫伯(Hans Heber)的记录,当时现场有很多外国人,但没有一个人遭到示威者的袭击,也没有警察伤亡。

汉斯·赫伯为此连夜撰写了《上海的斗争——1925年五卅大屠杀的继续》,以外国报道的形式发表在外国报纸上。

随后,汉斯·赫柏进入北伐军总政治编译处进行编译。

在那里,汉斯·赫柏遇到了很多热情的革命者,这让他对当时的中国,一个即将冲破黎明前黑暗的国家充满了希望。

就在汉斯·赫伯为自己能为正义发声而兴奋的时候,中国的大革命悄然变质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派悍然举起的血腥屠刀,让曾经的革命战友倒在血泊中,白色恐怖开始弥漫。

面对这种情况,伤心的汉斯·赫伯最终选择了离开,暂时回到了德国。

回到中国去,这个强烈的想法,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在这个相当沉闷的时期,汉斯·赫伯认识了裘迪·卢森堡女士,她也是一位德国制片人。两人志趣相投,对中国抱有相同的同情和热爱的观念,这使得他们的感情迅速升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1932年秋,新婚燕尔的汉斯·赫柏和裘迪相继来到中国,开始定居上海,向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生活在上海的进步人士,如史沫特莱、斯特朗、布朗和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他们还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这时,汉斯·赫伯和丘迪也认识了一些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地下党员。作为国际制片人,他们愿意承担风险,帮助地下党员。而且作为外国人,身份在上海租界之内,确实有天然的便利。

这期间,夫妻俩经常伪装成医生护士购买药品,然后通过上海地下交通站秘密运送给敌军。

从1938到1941,汉斯·赫伯和裘迪先后来到延安、皖南泾县云岭、苏北盐城。

尤其是延安之行,成为改变汉斯·赫柏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延安,毛主席专门抽出时间接见了他们。在毛主席面前,激进的汉斯·赫柏谈了他对斯诺的《西行漫记》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的一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非常不可取。

在此期间,他还提到他发表了一篇批评斯诺的《西行漫记》的文章。

而斯诺本人并不是* * *生产者,因此,我们不能要求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现在国民党和国外反对派都在骂他,我们* * *制作人也不能再给他们帮助了。

这次与毛主席的谈话,给汉斯·赫柏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毛主席的胸襟和气度,开阔了汉斯·赫柏的眼界,为他今后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之前一直在大城市看中国的现状和革命。与斯诺的深入和近距离观察相比,我真的感到惭愧。

后来,汉斯·赫柏决定向斯诺学习,离开舒适的大城市,深入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获取抗战的第一手资料,以便更好地宣传抗战,为抗战做出贡献。

1941年,汉斯·艾伯和邱迪决定去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那里从来没有人去过。因此,新四军的负责人也劝他们:

“日军扫荡山东即将开始,北上路途艰险,暂时不要北上。”

但是汉斯·希伯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说:

最后新四军不得不安排一支精干的队伍护送他们到山东。在进入敌后根据地的途中,汉斯·赫柏记录了他一路的经历:

到达山东沿海地区时,汉斯·赫伯和他的妻子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大众日报》曾经这样描述这件事:

而面对山东这样一个温暖的家乡,汉斯·赫伯夫妇也倍感荣幸。赫柏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在鲁南,汉斯·赫柏脱下西服,穿上八路军的灰色棉服,穿上当地特制的铲鞋,采访田间农民、乡绅和日军俘虏,经常随部队参加夜袭,近距离记录士兵的战斗过程。

当时部队首长怕他吃不惯山东当地的食物,就想尽办法给他弄了点咖啡。当汉斯·赫伯看着另一只手里捧着的咖啡时,他嫉妒了。他知道在如此艰苦的地方得到这种东西是多么困难。

他拿起面前的煎饼,学着山东本地人的样子,卷了一根葱,嚼了起来。

“不要把我当外人。我是来和你一起生活和战斗的,同志。我是战友,不是客人。”

汉斯·赫伯的乐观也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那段时间,这个穿着八路军制服的蓝眼睛大鼻子外国人深受大家喜爱,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杨八路”。

汉斯·希伯在这里感到非常快乐。他用笔仔细记录了这里的和平与战争。他希望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最后可以编成一本书,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抗日战争的伟大和伟大,一个中国公民。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日军突袭终于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1941 165438+10月初,敌人扫荡前,山东分局建议汉斯·赫伯夫妇离开山东,回上海避难。

而汉斯·赫柏坚决拒绝了,他说:

最终,裘娣被一个人送回了上海。出发那天,汉斯·赫伯告诉她,大扫荡结束后,他会去接她,一起回来。

但是,裘娣没想到,这次的离别,竟然是两个人的永别。

这是永别,生死分离。

邱帝走后,日军扫荡形势日益严峻。165438+10月30日,汉斯·赫伯的军队在大青山五道沟下的獾谷附近被日军包围。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遭遇战。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连,大部分都是后勤平民。八路军大部分人用的是射程短的步枪。

对方是装备精良的日军混编旅,陆军还装备了重机枪、60炮和榴弹发射器。

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部队领导下令紧急突围。

本来汉斯·赫伯被分到一队,这样剩下的两队就掩护他们,突破成功的希望会更大。但汉斯·赫伯不肯先走,说要和其他战友一起战斗。

当第二梯队开始突破时,他要求坚持下去。

随后,日军慢慢包围,一直负责掩护的第三梯队成员最终失去了撤退的机会。

汉斯·艾伯和几个战友正在战斗和撤退。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伤口大量出血。

身旁的几名八路军战士,见汉斯·赫伯身受重伤,转身试图扶起他撤退,却被击落在血泊中。

汉斯·艾伯撑起身子,用尽最后的力气进行反击,但最终还是落入了敌人密集的弹雨之中...

战后,人们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来自欧洲的外国人汉斯·赫伯(Hans Heber),他用生命诠释了自己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中国抗战不屈精神的支持。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曾这样评价汉斯·赫柏:

由于战争环境和敌人严密封锁,从抗日敌后根据地传来的消息很慢。在上海等待丈夫的秋迪,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已经壮烈牺牲。

在此期间,她接受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先生的领导,负责掩护地下党在租界设立的一个秘密电台。

当时,潘汉年在租界里设立了两个秘密电台,一个在贝勒路,另一个在拉费德路1288弄1号的房子里,这个房子的主人是秋迪女士。

每天秋迪女士正常出行生活。谁也没想到,这个德国女人家下面居然有一个经常发消息的中国电台。

后来汉斯·赫柏牺牲的消息传来,新四军给裘蒂夫人带去了一大笔抚恤金,但哭红了眼睛的裘蒂坚决拒绝了。她对来人说:

“汉斯·赫伯生于党员,我生于党员。他能够为抗战流血。难道你不相信我能经受住这严峻的考验吗?”

后来,裘娣女士忍住悲痛,继续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战后,朱迪几次试图寻找汉斯·赫柏死去的地方,但都没能成功。随后内战爆发,丘迪夫人的母亲病重,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回到母亲在美国的住处。

这么多年来,能去见见汉斯·赫柏最后的安息之地,扫一扫他墓碑上的尘叶,一直是丘迪的夙愿。

直到1971,秋弟夫人才随着黄华的到访,再次看到了希望。

1981年,一位70岁的外地老太太来到山东临沂。她用颤抖的手拂去墓碑上的灰尘。

她就是裘蒂女士,她面前的塔形墓碑是中国人民为汉斯·赫柏修建的长眠之地。

汉斯·赫伯的遗体原葬于獾谷,后于1944重新安葬于沂南县索庄烈士陵园。解放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其迁至临沂革命烈士陵园。

四十年后,意气风发的汉斯·赫伯,已经化作眼前这座汉白玉雕像,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笔记本,就那样。此时的丘迪已步入暮年,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那一天,裘娣在汉斯·赫柏的墓前久久停留,诉说四十年的辛酸与向往。临走时,她用德语给汉斯·赫伯留下一句话:

“无数烈士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希伯同志是一名党员,他尽了自己的责任。我们会记住所有的烈士。”

这句话最终被刻在了汉斯·赫伯的墓碑上,是裘蒂对丈夫最后的赞美和眷恋。

1997 65438+10月21、秋迪女士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2岁。后来,她的骨灰被运到山东临沂,与丈夫汉斯·赫柏(Hans Heber)合葬。

这对为中国抗战事业奔走呼号,最终奉献生命的欧洲夫妇,终于在《你将去哪里》中,时隔56年后再次相聚,长眠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

谨以此文纪念汉斯·赫伯和裘迪。难以忘记先烈,锐意进取,只因有人为你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