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O后的六一儿童节

六十年代的“六一”儿童节　 (2009-05-30 10:03:50)作者：长沙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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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少年

歌儿

红领巾

三好学生

六月里花儿香

六一儿童节

情感

分类： 一路走来

快到“六一”了。电视里讲，到儿童节，孩子们又要在爸爸妈妈在带领下去逛公园，玩游戏，吃肯德基了。

我的孩子回忆说，小时候每逢儿童节，总是在学校搞文艺活动，而老爸就端着个照相机在一旁忙照相。

我也想到了自己小时候过儿童节。我是1960年上学的，算起来，从1961年到1965后，一***过了五个儿童节。

1961年的儿童节。节前一天，也就是5月31日，放学后，全校的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都留下来，在学校搞大扫除。过节这天，所有参加大扫除的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都去县里的电影院看电影。记得放映的是个苏联片子，讲的是苏联少年的夏令营生活。他们全都男孩子上穿白色上衣，下着深色裤子，女孩子一色的花裙子。开餐时，都是牛奶、面包、煎鸡蛋。

那对于还没走出国家三年困难期的中国孩子来说，与其说是一种诱惑，不如说是一种折磨更符合实际些。我那时朦朦胧胧想，难道这就是大人们说的***产主义？我们要早点到***产主义就好了。

1962年的儿童节。是我入队的日子。学校少先大队的辅导员黄老师亲自给我戴上了红领巾。黄老师长得很美，特别是她带上红领巾时，脸颊被映衬得红红的，好看极了。黄老师知道我是班上的三好学生，在弯腰给我系好红领巾时，还笑眯眯地亲切地抚摸了我的头。因为班里发展第一批队员的同时，也建立了少先队的中队，我就成了中队长，左臂上佩带上了两条红杠的少先队干部标志。

那以后，黄老师就常带着我参加或指导我开展少先队的各种活动。长大后，当我在不同的管理岗位上工作得心应手，表现出突出的组织协调能力时，我总是将其归功于少先队的活动和黄老师的启蒙。

1963年的儿童节。全校队员去县郊的烈士陵园，搞了一次大型的队日活动，主题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候，我已经是少先队的大队干部，左臂上的标志是三条红杠了。

我的任务是活动司仪，也就是现在说的主持人。我站在高高的主持台上，声音洪亮地宣读每一项活动内容，几百名同学按我发出的活动指令，举着红旗，向那个假设的台湾前进。

1964年的儿童节。我的任务是带领学校少先队员合唱队去县广播站直播少儿歌曲。那时候，县里没有广播电台、电视台，普通人也没几个有收音机的，中国范围内还没有电视机。各城市、各县的广播站是当时除报纸外唯一的公众传播媒体。白天练习了一天，下午四点多钟进入广播站候播。

我母亲是从不管孩子的，孩子这么重要的活动她根本不过问，没给我换件像样的衣服，甚至没提前给我做晚饭。我就穿着一件打着补丁已经泛黄的白衬衣，饿着肚子去了广播站。好在只播声音，并无影像，黄老师和广播站的阿姨也没在意我的穿着。

广播站的那间播音室里，地上垫着厚厚的棕垫子，门窗的边上都钉有橡胶条，这都是避免不小心弄出响声来。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演唱的歌曲是《六月里花儿香》，歌词是这样的：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强/我们自由地生长/在这光荣土地上/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努力努力努力/为了实现***产主义伟大理想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从新疆唱到珠江/从东北唱到西藏/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歌唱/说的话儿不同/唱的歌儿一样/歌唱歌唱歌唱/歌唱和平全人类的***同希望

1965年的儿童节。这一天，县里开大会表彰优秀少年时，我和团县委的一位大姐姐一块主持大会。当县里的领导宣读上台领奖的名单时，读到我的名字，我就从主持席走到县委书记跟前去领奖，台上台下一度因惊讶而燥动，有人为我鼓起了掌。书记的儿子与我是同班同学，他早就知道儿子班上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这会儿他弯腰握住我的小手，和善地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啊。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现在当个优秀少年，以后长大了当优秀青年，当优秀***产党员，做革命的接班人！”

那天回到家，当我兴奋地将“优秀少年”奖状递给母亲时，她竟然没打开来看，只是随手丢在了一边。我母亲就是这么个人。唉！

与现在孩子们过儿童节比起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过儿童节有两个特点：

一是过“六一”儿童节完全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是对学生集中进行一次品德和政治教育重要时机；

二是那时过儿童节没有什么家庭的内容，父母家人既不过问、不参与，也没有对孩子的节日祝贺，更没有节日的物质享受。至少，我家是这样。不知同龄人的情况如何。

从那时的过儿童节，也可以看到当时少年儿童教育的主流意识或主流倾向。在那种指导思想下教育出来的一代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革命理想追求和努力奋斗甚至斗争的精神。但在与人相处方面，和谐与亲情的情感培养则明显不足。这是那些年，在“斗争哲学”统帅下的中国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