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管仲如何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
他认为执政治国就是实现百姓的愿望，换来百姓对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献；他认为没有经济的富裕，就没有礼义廉耻、礼节荣辱可谈；他认为，如果没有奢侈消费，经济就没办法繁荣；他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肯定人的欲望，甚至开办官妓以吸引各国商人，“聚天下之财”。从穷困潦倒的小商人到齐国宰相，管仲如何处理内政和外交？如何助力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详情请收看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之管仲相齐。
管仲其人：从小商人到齐国宰相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评点管仲。管仲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在位时齐国的宰相。他是重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也是思想家。他在世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23年到公元前645年，比老子、孔子他们要早一百五、六十年左右。
孔子很崇敬管仲。《论语·宪问》里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赞美管仲是仁人。诸葛亮也很崇敬管仲。《三国志》上面说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诸葛亮把自己比成管仲和乐毅，当时的人都不认同。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
《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齐国占有现在的山东大部分地区（西南部除外）。西周初年由姜太公所建，其后300多年没有出色的业绩。到齐桓公的时候，在管仲等人的辅佐下，齐国进入了兴盛时期。那时候经济繁荣，国力雄厚。他就联合中原的诸侯，向北讨伐戎狄，向南遏楚人的向北发展，同时也遏制东夷和淮夷，这样就成为春秋时期的中原霸主。
《史记》上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九合诸侯”就是九次联合诸侯会盟，“匡”就是救助的意思，“一匡天下”，救助天下，指的是救当时的中原各国。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就会披头散发、衣襟从左边敞开了。孔子是赞扬齐桓公和管仲联合诸侯对抗夷狄，保守住了当时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孔子在《论语》中曾三论管仲
在《论语·八佾》里，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在《论语·宪问》里，赞美管仲“仁”。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继而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管仲当过兵、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官，但都不成功，穷愁潦倒。但他有一个好朋友、铁哥们，叫鲍叔牙。鲍叔牙非常欣赏他，而且帮助他。管仲跟鲍叔牙一块做生意，每次都给自己多分钱。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婪，而是因为管仲太穷；管仲三次当小官都被辞退，鲍叔牙认为这不是管仲不能干，而是时机不到；管仲打仗的时候曾经三次逃跑，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不勇敢，而是因为管仲家里面有老母亲。鲍叔牙追随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管仲追随公子纠，失败被囚以后，鲍叔牙把他救出来，说服齐桓公重用管仲为宰相。《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记载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的原话是：“君将治齐，即高?萦胧逖雷阋病＞?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自己是这么说的：“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贾”就是做生意。“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我做了三次官，三次被撵走。“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鲍叔牙是管仲一生的好朋友、一生的贵人。一直帮着他，从穷困潦倒的小商人直到成为齐国的宰相。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鲍之交在历史上被视为美谈，这其实是中国的游士文化。游士们闯荡天下，出门在外靠朋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相互帮衬的文化。
商人治国：信誉是生命
中国历史上商人执政并不少见。动荡时代，那些有成就的君王似乎都有商人出身的丞相来辅佐。比如：商汤有伊尹，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有姜太公，齐桓公有管仲，越王勾践有范蠡，秦始皇有吕不韦。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从道德上重农抑商，但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商人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齐桓公找了管仲这么一个商人出身的人来治国，授以重任。管仲就将自己的商业价值观，带入了齐国的治理之中。管仲相齐故事不少，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齐桓公在位的第五年征伐鲁国。鲁国军败。鲁庄公请求献上一块地方给齐国，以求停战。齐桓公同意了，与鲁庄公约了一个地方见面，结盟，谈条约。鲁庄公正要同意盟约时，鲁国的一个将军，叫曹沫，突然冲上齐桓公和鲁庄公准备签订盟约的台子，用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说：“把侵略鲁国的土地给返还回来。”齐桓公在胁迫之下，同意了曹沫的要求。这个曹沫也很有意思，齐桓公一答应，他就把匕首扔了，回到刚才臣子的位置。齐桓公一获得自由，就后悔了，不想把侵地还给鲁国，而且还准备杀曹沫。管仲就不同意了。管仲说，你被劫持时已经答应了曹沫的要求，现在你想违背承诺，要杀曹沫。这只是图一己之快。你这样就会“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你在天下诸侯面前就失信了，今后就会失去天下诸侯的援助。这样做是不行的，肯定不能这么干。既然被劫持的时候，你答应了他，你就得讲信誉，言出必行。齐桓公也蛮听话。于是，齐国就把过去三次打败鲁国所占领的鲁国土地，全部还给了鲁国。诸侯们听到这事后，都认为齐国很守信。后来齐桓公会盟诸侯，邀请各诸侯来开会，各诸侯都如约而来。这是齐桓公春秋霸业的开始。
大家知道，商人如果要把生意做大，信誉是生命。没有信誉，就没有合作者，就失去了组织资源的能力。所以，管仲特别重信誉，他把商人这种守信的原则用到了国家关系上，这是齐国强大的开始。
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鲍叔牙、曹沫、齐桓公、管仲这些人都很有个性。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真是痛快淋漓，重情义、有个性、有气节。为人处事都非常有尊严，有原则。如果这种个性保留至今，中国人在世界上就不得了。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尹文子(尹文)、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荀子(荀况)等。
管仲对后世的影响，除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之外，还因为《管子》这本书。这是中国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本书形成于战国时期，大约在齐威王和齐宣王当政的时期。那个时候，齐国办了一个稷下学宫，相当于一个高等学府或说高等研究院，招揽各国的游士到这个地方来讨论问题。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上说，这些游士是“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有几百、上千人。当时各国的学者、思想家，都聚集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讨论理论问题。著名的思想家像孟子、荀子、慎到这些人，都在稷下学宫待过。学术界普遍认为，《管子》这本将近20来万字书，由稷下学宫时期的学子完成。它的思想渊源来自管子，但是文章的形成在战国时期，比管仲要晚三百来年，可以说是稷下学宫时期战国学者的一本论文集。
柏拉图学院
由柏拉图创办于公元前385年左右，以后历代相传，延续不替，至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封闭为止，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柏拉图学园的两个根本点为开放性的研讨学风和以数学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柏拉图在学园门楣上铭刻了“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这一警句。
东西方的人类历史上，总有有一些历史现象惊人地相似。在中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之前几十年，大概公元前385年，柏拉图在古希腊开办了柏拉图学院。稷下学宫大约是在公元前356年开始，二者相差不到30年。稷下学宫是中国第一个高等学府，柏拉图学院是古希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院。不同的是，柏拉图学院是由学者开创的，探索的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中国的稷下学宫是由齐国朝廷开办的，主要探讨服务于政治的学术理论。两者分别形成了后来不同的学院传统。
《管子》是本什么书？
《管子》这本书的思想属于什么流派？有人说是法家，有人说是道家，还有人说是儒家。按照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谈对道家的定义，《管子》应该属于道家的大范围。属于道家里面的道法家，道家跟法家的结合。历史上的黄老道家，大体属于这一个脉络。为什么有人会说它是儒家？因为它确实用了儒家习惯用的“礼”、“德”等概念，虽然内涵很不一样。
这两本书，《管子》和《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人编著的，《吕氏春秋》和《管子》，在思想上有相互承接的关系。它们都大体属于黄老道家。
下面我们着重讲《管子》这本书，讲管子的思想。我分成了五个点：第一点讲执政治国要顺人心、遂人愿；第二点讲经济是道德的基础；第三点讲自主即繁荣；第四点讲以法治国；最后讲管子敬天行道的思想。我们逐一分析。
顺人心、遂人愿
先讲一下顺人心、遂人愿。治国的核心就是顺民心，治国搞得不好就是逆民心了。
《管子·牧民》里面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老百姓最厌恶的就是“忧劳”、“贫贱”、“危坠”、“灭绝”四件事。所以，执政治国就是要消除百姓最厌恶的东西，解决百姓最忧患的东西，就是使人不忧劳、不贫贱、不危坠、不灭绝。
管子接着说：“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你能够让百姓快乐，百姓就会为你去忧劳了；“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你能让百姓富贵，老百姓也愿意为了你去承受贫困；“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这是一种交换的思想。执政治国就是实现百姓的愿望，换来百姓对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献和牺牲。管仲是商人，他把朝廷与民众的关系视为交换关系，认为治国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你能为百姓做什么，百姓就愿意为你奉献什么。什么叫领导力？领导力首先就是得满足人，通过服务获得领导力。
这种观点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赫斯凯特（James Heskett）的观点一样。Heskett有一个模型是从《道德经》衍生出来的，叫做Servant Leadership（服务型领导力）。他认为最深刻的领导力就是服务，通过服务来实现领导。
经济是道德的基础
讲完顺人心、遂人愿，我们讲第二点：经济是道德的基础。《管子·牧民》上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国家很富裕，很远地方的人就会跑来；国家的土地开垦得好，老百姓就留居下来了；“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的礼节、人的荣辱观跟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得“仓禀实”，仓库都很满了，人们才会有礼节；得“衣食足”，衣食很丰足，人们才会有荣辱感。没有经济的富裕，就没有礼义廉耻，也没有礼节荣辱可谈。这是非常典型的、务实的商人的看法。
百姓自主带来繁荣
经济如此重要，经济是道德的基础，那么，怎么发展经济？这样就到了第三点：自主即繁荣。《管子·形势解》上说：“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让老百姓安静，不去扰动百姓。“佚其民而不劳”，让老百姓快乐，不要过分劳烦百姓；“不扰则民自循”，你不去打扰百姓，百姓自己会找出路来；“不劳则民自试”，你不劳烦百姓，百姓自己会去尝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君王、朝廷不要去干扰百姓，老百姓自己会去尝试，自己会去试验，自己会走出来。
大家再看《管子·禁藏》上说：“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善者要善于把有利的环境给制造出来，有了利益所在，老百姓就自美自安了。“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你不推他，他也会去。你不吸引他，他也会来。朝廷不烦、不扰、不折腾，老百姓自己会变得富裕起来。这完全是《道德经》的观点。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怎么才能够让经济繁荣起来，让这个社会最终走向礼义廉耻、走向道德荣辱呢？就得尊重民众的自主和自由。只要不去干扰百姓，百姓有自由了，就会自我尝试、自我选择、自我努力，繁荣就在其中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自试”、“自循”，自己找路，自己创富。这是来自无为而治的繁荣，来自自由的繁荣，来自不干预的繁荣，来自竞争的繁荣。
无为而治，是不是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就完全不管了呢？不是这样的。《管子》主张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主要是调控在两个环节：第一，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住货币，这样才能够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第二，他认为粮价必须稳定。他认为粮食是基本的消费品，必需品，粮食不完全是商品。必需品和商品，在管理上，是有一些差别的。粮食是必需品，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能波动太大，不能时有时无。所以，管子认为，对粮食必须加强国家调控。粮食丰收、粮价下跌时，朝廷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储存粮食；当粮食欠收、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朝廷要以低于市价的方式供应粮食。这样平抑粮价，防止粮价的过大波动，影响社会的稳定。
管子对市场进行调控的两个核心节点：一个是货币，第二个就是粮食。这些调控，都是在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展开的。他搞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也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模式，以后几千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来展开的。
奢侈消费促经济繁荣
因为重视满足百姓的愿望，而且重视市场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观点。
《管子·侈靡》篇记载了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问曰：“兴时化若何？”桓公问：如何随着形势变化让经济兴盛起来？管仲回答：“莫善于奢靡。”没有比发展奢侈消费更好的了。这种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非常少见。他认为，没有奢侈消费，经济就没办法繁荣。管子这种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生产、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他是一个商人，站在商人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商人做生产，前提是要有消费。如果大家都不消费，都追求简朴，商业和经济怎么运行得起来？商业发展需要有需求量很大的成长型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管子看到了经济发展要依赖消费的上升。所以，他认为“莫善于奢靡”，认为对消费的追求，对奢侈品的欲望，有助于经济发展。
两千多年以后，在1714年，荷兰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出了一本书叫《蜜蜂的寓言》。《蜜蜂的寓言》说：私人的恶是公众的福利。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蜜蜂社会大家都很奢侈，都追求欲望的满足，从道德上来说，是有点恶的，但是它很繁荣。新上台的蜜蜂国领导人，以简朴为美，反对奢侈消费，结果产业垮了。他们追求简朴道德的政策，却毁了经济繁荣，毁了整个国家。这本书影响很大，也引起很多争议。
他的基本观念跟管子是一样的，就是认为人们欲望的满足、人们对奢侈的追求，带来的高消费能够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最终带来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观点后来也对凯恩斯影响很大，凯恩斯觉得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国家有效供给的不足，最后带来巨大的失业。
如果我们今后要写人类的经济学思想史，管子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他看到了需求跟生产之间的平衡，很有先见之明。
出于对奢侈追求的肯定，对人的欲望的肯定，在齐国，管仲和齐桓公为了聚天下之财，招商引资，吸引其他国家的商人和专业人才到齐国来发展，开办了官办妓院。吸引各国商人来齐国做生意，同时收取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就是指官妓场所。
古希腊的国家妓院
梭伦改革建国家妓院，增加国库收入。
人类有一些历史极其相似。就在管子去世后不久，古希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叫梭伦，他也在雅典开办了国家妓院。管仲办“官妓”，梭伦办“国家妓院”，看来他们对妓院的问题，对妓女的存在，对性的问题，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看法。
遵法而治
下面我们讲以法治国。《管子》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要“遵法而治”。他认为治理大国，不能靠君王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裁量，要靠稳定的法律。法律不能是君主意志的表现，而是要遵循天道的法则。法律是一种发现和运用，而不是一种发明。他把法律放到天道秩序的背景中，认为法律必须有客观自然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才真正稳定，也才有权威性。
《管子·任法》篇说法律应该“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法律要像天地那样的坚定，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有自己固定的轨道，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明亮，像一年四季一样守信，让人可预期。“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这样你下了法令，老百姓就会顺从、服从。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是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是顺应百姓的习惯，顺应百姓的人心。你稳定住这样的法律，以天地作为法律的客观依据，这样的法律才会得到民众的遵从。
《管子》对法律的看法蛮有意思。他既不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契约。他认为法律就是客观的天道法则在人间的表现。所以，法律很神圣，不能轻易地改变它。
敬天行道：天道之本，生殖而已
讲完以法治国，我们来看他的敬天行道。管仲认同奢侈消费，认同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甚至还开办国家妓院，收取税收，这是不是很俗气？当然管仲他自己不这么看，他认为自己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基于对天道的认识。
管仲自己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他还说：“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顺着天道去运行，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运行；“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失去了天道法则，就算是立起来了，最后也不安全。
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顺应天道的。那么，天道的本质是什么呢？管子对天道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天道的本质就是生，就是繁育生命。他以繁育生命作为审核一切的标准。对奢侈消费，对人们欲望的满足，就比较宽容。
他说：“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天把一切都覆盖在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能跑到天之外，它的德，它赋予的能量和光明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大地承载一切，不抛弃一切，“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大地很稳定，很安全，万物都得以生殖。对他来说，天道之本，就是生殖而已。要以生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
商人治国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他们在思想上认为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努力、去奋斗，这样一种求利的冲动是非常正当的。这种求利的冲动，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所以，他们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管子认为天道的法则就在人求利的冲动之中，在人求利的作为之中。这种观点被司马迁所继承。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你看，司马迁也认同“礼”的基础是“衣食足”、“仓禀实”。
《货殖列传》中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也就是说，普天之下，人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来往奔波。“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每个人都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工作，竭尽全力，来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就是说“利”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止。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难道这不符合道的准则，难道这不是最自然的力量的凭据？
我们可以把管子的思想概括一下，对上要敬畏上天，要遵循天道。同时，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就通往天道，通往上天。所以，要用法律来保护人的欲望的实现。
重商主义，以商兴霸
好，我把刚才讲过的要点重复一下。管仲治国的主要思想：要点就是顺人心，遂人愿。他认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自主即带来繁荣。以法治国。敬天行道。这些讲的几乎都是内政的治理。商人治国容易走重商主义道路。注重国家经济发展，尊重生产者的积极性，注重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
管仲助力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外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在外交上，他同样也是重商主义的做法：重利益，算经济账。还曾针对周边诸侯国搞经济战。管仲“九合诸侯”，不仅是军事上的联合。诸侯会盟谈判，谈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盟约，更多的内容是统一市场，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协调当时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央政府削弱了，各诸侯国就会自己去谈判，自己去协调。管仲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不断的商业谈判，来化解可能的战争冲突。重商主义会使国家走向经济繁荣，同时对道德伦理的要求相对宽松。这样的方向，大家觉得好吗？
《管子》是一本论文集，里面有道家、法家、儒家的思想。我这次讲的仅仅是它的主线索，并不是全面介绍。以后有机会再专门分析《管子》。本节课到此结束。我们下节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