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的确是部很好的小说，可是它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 ），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

1928年3月6日，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镇，这是加勒比海岸的一个小镇，后来在他的小说中逐渐变形，成了《百年孤独》的背景。他是一个乡镇报务员家16个孩子中的长子，8岁以前一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8岁以后到巴兰基雅和西帕吉拉念中学。后来他进入波哥大法律学校。他后来在一次被采访时说，选择那里是因为它是唯一让他下午有空余时间挣钱维持生计的学校。

加西亚·马尔克斯1947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并作为记者在巴兰基雅、卡塔赫纳和波哥大工作。195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并作为《观察家报》的驻外记者旅行欧洲。当报纸被政府查封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留在巴黎继续写作。1959年，马尔克斯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古巴和纽约工作。1961年到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尔塞德斯、两个儿子罗德里戈和贡泽洛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在那里他担任记者、公关代理人，从事电影脚本写作，并继续创作小说。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立即被评论家誉为一部杰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为他赢得各类奖金，并使马尔克斯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

1967年——1975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都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继续从事小说和新闻写作。1975年以后，马尔克斯大部分时间住在墨西哥城，尽管他们一家在巴黎和波哥大也有寓所。近年来他涉足新闻行业的许多方面，并发表了许多公开的政治宣言。他是一个地道的左派，并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很好的私交。但他经常提醒采访者，他从来不是一名***产党员。他坚信，拉丁美洲人应该有寻找解决自己问题方式的自由。

二、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历程：

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谈起童年的记忆对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性，尤其是外祖父母给他讲的家族历史、传说和阿拉卡塔卡的神奇故事。他在成群的姨妈和祖姨妈中长大，她们大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富于非凡的记忆和想象力，也相信预言和迷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外祖父马尔克斯上校关系最为亲密，后者曾参加过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那场直到1902年才结束的灾难性内战。外祖父的许多战争故事都溶进了他后来的小说中，这些故事交织着对阿拉卡塔卡地区香蕉公司兴衰的回忆，以及外祖父母的家庭旧事。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他们讲来是如此绘声绘色、天衣无缝，以至于那语调与故事内容本身一样迷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是一个法学专业学生，却是诗歌的贪婪的读者，但有一晚他读了弗朗兹·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年)后说：“突然之间，我发现在我的中学课本那些理性的、学究气十足的范例之外，文学还存在着多少种别的可能性。”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写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从那时，即 1947年开始的。他最初写的一些小说发表在波哥大报纸《观察家报》上。 194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移居卡塔赫纳继续攻读法律，并为《宇宙报》写稿。1950年，他到达巴兰基雅，在那里任《先驱报》记者，并常与一批文学青年相聚，如饥似渴地阅读和讨论文学。他们探讨欧洲和北美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福克纳、弗吉尼亚·吴尔夫、约翰·多斯·帕索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尼·德·圣埃克絮佩里的作品使他深受影响。

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返波哥大，担任《观察家报》记者。他的第一部长篇《枯枝败叶》于1955年发表。同年，短篇小说《星期六后的一天》获得波哥大作家艺术家协会授予的奖金。1955年7月，他作为《观察家报》的通讯记者前往日内瓦，不久那家报纸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于是他被困在欧洲。在罗马作短暂停留之后，他以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在那里创作了《恶时辰》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还游历了东欧国家和苏联并写下了游记。

195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久已相爱的情人梅尔塞德斯结婚，她以文学形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加勒加斯定居，在那里为《时光》杂志工作。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大多数拉美知识分子一样为之欢呼。后来，从1959年到1961年，他分别在波哥大、古巴和纽约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工作。1965年以前他再没有写过小说，但写过电影脚本，他还仔细研究了别的一些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1955年)，他曾说，自己从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技巧。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地思索着怎样根据他童年的记忆构思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说，1965年，突然“有一天，梅尔塞德斯和我带着孩子们驾车前往阿卡布尔科时，它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我决定像外祖母给我讲她的故事那样叙述我的故事。我要从那天下午，那个小男孩被祖父领着去参观冰块时写起。”他立刻掉转车头，返回墨西哥城。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百年孤独》。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誉为本世纪伟大的小说。它赢得多种文学奖，很快成为几十种语言的畅销书，它使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承认和荣誉。

《百年孤独》是一部极其丰富的、多层次的小说，它可以有多重解释。它是一部关于霍塞·阿卡狄奥·布恩狄亚几代子孙的家族编年史；它描写了一个象征着马尔克斯故乡阿拉卡塔卡的小镇马孔多的时代变迁；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和现代世界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神话般的历史。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总结，从它的源头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创世纪》中的创世神话开始，带着对蒙昧状态的伊甸园和净土世界那种质朴和纯洁的深深的怀念。读者从作品中读到，这部编年史是一个吉卜赛智者用梵文写的手稿，只有布恩狄亚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人才能译解，并且只有在每一个读者单独读它时，才能理解它的含义。这是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故事，是这个世界和它的困境、迷信的一面镜子。但它也是一个充满虚构的世界，吸引每一个读者步入令人浮想联翩的幻境。《百年孤独》也反映和评价了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被西班牙征服以来的社会历史事件。19世纪自由党人与保守党人之间的战争和20世纪不断重演的暴力事件得到了生动的描绘；它还详细地记述了外国香蕉公司的发展与剥削导致的破坏与骚乱(有1928年果品联合公司的罢工为依据)。

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全力投身写作，并为他心目中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声疾呼。1972年，他的又一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集《一个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出版。1975年，他又发表了《家长的没落》，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独裁者的长篇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花了很长时间才写完它。

7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仍活跃于新闻界，支持人权运动，谴责迫害和独裁。1974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主编出版政治性刊物《抉择》，旨在为讨论和促进积极的社会改革提供论坛。他出版了早期的新闻作品集，包括一次海难事件的系列报道《水兵贝拉斯利历险记》(1978年)。1977年，他发表了一篇论述古巴在非洲的作用的文章——《卡洛塔行动计划》。1981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表，写的是一件发生在哥伦比亚一个小镇的多线索的、神秘的凶杀案。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它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为“一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1986年，他的报告文学《里丁智利历险记》第一版被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公开销毁，不过这一事件保证了它后来几版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流亡国外的著名电影导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国智利，拍摄一部皮诺切特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纪录片的经历。

无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报告文学，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都显示出他仍然具有超凡的才能。随着诺贝尔文学奖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义务和公众对他所有著作重新产生的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和短篇小说的许多版本问世了，他的主要长篇小说的销售量之大，打破了拉丁美洲出版史的纪录。现在拉丁美洲有许多著名的多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最杰出者之一。《百年孤独》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读者常常称赞瑞典文学院，是他们独具慧眼，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的远见卓识，而这种远见卓识永远有着重要意义。

三、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任秘书拉尔斯·吉伦斯坦：

瑞典学院决定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并不意味所选择的是一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以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1967年)而赢得非凡的成功的。这部作品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销售量达数百万册，而且它目前仍在不断重版，使新的读者以有增无减的兴趣去阅读它。一个平常的、才华远不如马尔克斯的作家，倘能写出这样一本有成就的书已经很不容易了，而马尔克斯却不断从他的丰富想象和生活体验中去汲取素材，继续写出了可以与《百年孤独》相媲美的、题材广阔宏大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5年)，以及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年)、《恶时光》(1962年)和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年)，使他牢固地树立了作为一名杰出小说家的地位，完善了他的形象。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报刊上，收集在专集中出版，足以证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叙事艺术上的多方面的巨大的才能，他的叙事才华又与娴熟的语言技巧结合在一起，使他无愧于成为一位训练有素的语言艺术家。马尔克斯每出版一部新作就受到广大评论家和读者的欢迎，在各国翻译出版，以至成为一件世界性的大事而显示它的意义。

然而并不能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就被看作某个在文学上不出名的地区从此闻名于世界。拉丁美洲的文学之所以在当今的文化领域中赢得赞扬、在某些文学体裁中显示了活力，是因为古老的印第安民间文化，包括口头创作，与来自不同时代的西班牙巴罗克文化、来自现代欧洲超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的影响，在那里混合成了醇香而提神的美酒，而马尔克斯和别的拉丁美洲作家正是从这中间汲取了素材与灵感。政治上的猛烈冲突——也表现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增加了知识分子对这方面关切的程度。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像其他大多数拉丁美洲的重要作家那样，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反对暴力统治和经济剥削。此外，他还是一名活跃的新闻工作者，除了创作小说，在其他多种方面都有独创性的、也是常常引起别人争议的著作问世，而且在题材上绝不受政治生活的限制。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虚构的马孔多镇，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人们在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常被引导到这个既神奇又真实的独特地方，在这些杰作中不禁令人联想到威廉·福克纳。他与福克纳相同，让那些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他们——或是充满戏剧性的场合，或是荒诞复杂的环境，这种离奇与错综复杂的描写，只有在荒唐的想象与疯狂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做到。马尔克斯以奔放的遐想去结合传统的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经典，使这种描写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生动感人的，类似于报告文学那样注重事实。在那种环境里，人们在狂躁与激动的困扰下，由于战争的荒谬致使勇敢成为鲁莽、丑恶成为道义、乖巧成为疯狂。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独创的世界中，置身于一切事物幕后的总导演也许就是死亡。整个情节围绕着死亡——一个已经死亡、正在死亡或将即死亡的人开展。作者的这种生命的悲剧意识集中体现了他的作品特点，即至高无上的命运和历史对命运的无情的毁灭。然而在这中间，作品又以灵活巧妙的叙事艺术使这种死亡意识和悲剧气氛为生命的活力所冲破。正是这种活力，代表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和具有启迪意义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喜剧色彩与荒诞意识构成了令人欣慰的幽默。

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它以纷乱喧嚣、使入迷惑的现实描绘，反映了这个大陆令人信服的财产与贫困的现实。也许不仅如此。这是一个宇宙，人类心灵与历史的动力结合在一起，不时地冲击着混乱的界限——屠杀与繁衍。

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仅能抽象地描述一番您的作品的基本情况，只有您的那些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本身才是全面的，具有对全人类的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然而，您的作品并不艰深难懂，相反，它们具有艺术上的形象生动和对现实的高度概括力，这种概括是无法用任何抽象评价来估量的。因而，我要劝那些没有读过这些作品的人们，应该去阅读它们。

我谨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转达最诚挚的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四、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的小说的萌芽，但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国“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的想象改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8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600人中，只有5个人到达了目的地。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 11000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驮着100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塔瓦尔帕的赎金，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塔赫纳出售若干在洪水淹没过的土地上饲养的母鸡，其鸡胗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呓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查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疯癫无知状态。曾3次对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16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椅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降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剿灭了3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下令将全部公***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际上是在巴黎一家旧塑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11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可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清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17次政变，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乎有12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被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免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 20万男女献身，其中10万多人死在中美洲3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4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160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100万，占本国公民的10%。乌拉圭这个只有250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5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 1970年起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花费了300个年头，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暗中争斗了20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16世纪作为碰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的1万2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8千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23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 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五、评论界对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得知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哥伦比亚举国欢腾，这位作家被人民誉为民族英雄。在其他国家，他的获奖也得到一致拥护。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获奖会使每一个人为之高兴。许多报纸也为瑞典文学院将荣誉授予这位大受欢迎的作家而欢呼。“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者们以往都垂青于那些少为人知、深奥难懂的作家。通过授奖给这样一位其作品以三十种文字销售千百万册(仅是《百年孤独》就几乎卖了一千万册)的作家，他们突破了招来许多非议的那种陈旧套式。”(《新闻周刊》，1982年11月1日）。

大多数评论认为此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毫不奇怪的。有些报道仅仅是对他如此快地获得诺贝尔奖感到惊讶：“这位哥伦比亚的小说家年仅五十多岁，因为看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近几年内不大有可能将诺贝尔奖再次授予拉美作家，所以有人觉得这次奖金应授予年长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美国《国民评论》，1982年11月12日)许多文章讨论博尔赫斯未能获奖的原因，但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才能非凡的作家，“其作品有着永恒的魅力”。(《时代》周刊，1982年11月1日)一些评论家还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当代作家的佼佼者——不仅现代主义和实验小说的拥护者欣赏他，托尔斯泰和旧式小说的忠实读者也会为之倾倒。”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的否定评价，能使人看出评论者的个人好恶。艾萨克·巴希维斯·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称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选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时，又痛惜本世纪缺少真正伟大的作家。“我认为他是一位好作家，”辛格先生在纽约说，“但我不能说他是我这一类作家……我仍然敬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马尔克斯将是一个蹩脚的选择，可是他们今天已不在人世了。”

评论家欧文·肖在评论马尔克斯获奖时说：

这是一个果断的选择。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马尔克斯善于将个人生活与历史危机联系在一起。从他的作品中，你得不到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理论上的系统阐述，但当它们以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时，你会看到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继承了欧洲政治小说的伟大传统，其结果是历史戏剧与个人戏剧合二为一。

《美国学者》(季刊)的主编约瑟夫·爱泼斯坦得到消息后，马上写文章论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奖的合理性。他宣称这是“真正辉煌无比的《百年孤独》应得的荣誉”，但在分析这位哥伦比亚作家作品中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水准时，他下了这样的结论：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是超凡的。遗憾的是他不是更好”。

爱泼斯坦的疑虑是针对道德和政治责任感而言的，而正是作品中的上述责任感使评论家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表示普遍的赞扬。有些评论家认定此奖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很大程度上将被看成是对那些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士所表示的一种政治姿态”。 (《前卫》，1982年10月22日)《新闻周刊》惊奇地发现瑞典文学院不仅“大胆地正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左派政治立场这个敏感的问题”，甚至“看起来还为他和他的拉美同行所***有的政治上的活跃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