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探索阶段（1984~1996年）经历是怎么样的？

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发展时期。这次会议取得了如下的成果：明确了环境保护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从而确立了环境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三同步、三统一”的新时期环境保护方针。与此同时，确立了“强化管理”的环境政策，与“预防为主”和“谁污染、谁治理”政策***同组成了指导中国环境保护实践的三项基本环境政策。要求加强和完善环境管理的机构建设、体制建设和制度化建设。

这一阶段以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为标志分为2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4~1989年，这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确立了一整套用以长期指导中国环境保护实践的环境管理方针、政策和制度。第二个时期是1990~1996年，中国的环境保护主要处于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探索时期。这期间，中国面临2大问题的挑战，一是要适应国际潮流，实施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要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如何适应经济体制转变的需要，如何改变以往喊得多、做得少、光说不练，环境保护难以持续深入地被动局面等问题，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做出解释，而且要从实践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并给出回答。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探索与实践为以后环境保护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有：1984年5月，国务院做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领导组织和协调全国环境保护工作。1985年10月，在洛阳召开了“全国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通过洛阳等城市的经验介绍，确定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内容和做法。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并被确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环境保护机构建设得到加强。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深化环境管理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放污染物许可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和污染集中控制等新的管理制度和措施，使中国环境管理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1992年6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在巴西里约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8月，中国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了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随后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1993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总结了工业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推行清洁生产实施生产全过程控制的工业污染防治对策。

另外，在此期间，国家制定和修改了若干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环境标准、环境管理条例、规定和办法，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行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技术法规以及国际履约的有关对策和措施。

总之，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与起步阶段相比有了全新的内容，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环境保护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从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第二，明确了地方政府、企业和环保部门三者之间的环境责任，并将这些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即地方政府对区域（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生产与开发单位对自己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第三，环保机构建设得到加强，逐步建立了国家、省（自治区）、市、县四级独立的环境管理机构，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包括乡镇环保派出机构在内的五级环保机构，为强化环境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第四，环境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第五，实现了环境管理思想的转变。在这个时期，从政府到公众都逐步认识到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再是单纯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已严重的影响和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管理的任务不仅是“三废”治理，还包括噪声控制、“白色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内容。同时认识到，做好环境保护要加强宏观环境管理，重视宏观决策及规划研究，从转变发展模式入手开展环境保护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第六，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一时期，国家在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上努力实行四个转变，即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由浓度控制向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区域污染治理向区域与行业污染治理相结合转变。20世纪70年代没有解决的重点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解决和有效的控制。

然而，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历史遗留的大量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环境保护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现在的环境管理机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如何加强宏观决策以解决宏观环境管理的问题？在环境保护中如何贯彻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环境保护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合点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在处于发展阶段的环境保护过程中尚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些关系到国家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有在环境保护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