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究这个邪教的真相,我搜索了六份史料。

各位,足部控制报告。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边肖姗姗。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先带一篇历史科学的文章。欢迎在留言区给我评论(● _●) _”

“恋物癖”,你可能有点陌生或熟悉,指的是能被物体唤起的性偏好。恋爱对象可以是无生命的物体,如内衣、丝袜、领带;也可以是人体的一部分,比如手、脚、屁股。恋足癖是一种广义的恋物癖。

说到中国古代对脚的喜爱,不免让人想起一种变态扭曲的爱脚方式,那就是林语堂讽刺说的“中国人的感官想象是最精致的创造”——缠足。

缠女人的脚

千百年来,女人长期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而“被爱”的脚也被男人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女人的脚被男人包裹着,弯曲着,物化着,评论着,比较着,禁锢在手心里,却不再是自己的。

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古代“附足情节”变得如此扭曲的原因。

缠足的起源时间众说纷纭,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在汉乐府的民歌《孔雀东南飞》(没错,就是高中必背文章orz)中,有对刘兰芝“细步,玲珑无双”的描写;《杂事》中还写桓帝皇后梁瑛“长八寸,趾平,袜迫,束小如禁”。按照汉代的度量尺度,八寸约为18cm~19cm。这是一个不合适的尺寸。说是正常脚型也有道理,跟缠足差不多。

清代才子袁枚认为缠足起源于汉代。

当然,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缠足起源于南唐的李后主,一个除了工作什么都不做的倒霉国王,一个诗歌不朽的绝世天才。据说他建了一个平台叫金莲,命婀娜飞舞的宫女“用绸缎绑住双脚,使纤细的身体弯曲成月牙形状,好让大家干活。”(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我觉得李渔真的很浪漫,能想到这种戏。

南唐皇后李煜

不难看出,缠足的时尚此时只存在于金字塔的顶端,只有在皇宫的禁地才能看到。所谓的“大家都干活”不过是小妾讨好的一个后续。皇族的性游戏和普通人毫无关系,甚至在文人阶层中也没有流行起来。

到了宋代,缠足之风逐渐在民间兴起。尤其是南宋,官宦之家、富豪之家的闺女,以及伺候她们的厨娘,早就缠足了。

这种极端的拜物教从宫廷流向民间,主角是“朱成理学”。在南宋“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朱成理学中,要“存天理,灭人欲”,对女性的要求更为严格。要遵循女性道德的法律法规,丢了性命也无所谓。失去贞操是最可怕的事情。

在这种观念的洗礼下,缠足可以禁止女性闺房,减少活动,强调男女差别,保持贞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随即普及开来。

就连著名足诗人苏轼也写过《菩萨蛮足颂》:“屠相莫连走几步,龙忧罗袜。”来形容他对舞者小步快走的热爱。

但此时的缠足并不是我们记忆中的那种残酷的折法,而是一种狭长的裹法——前端扎紧成尖头状,足宽也有限制,但对足长没有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棉纺织业崛起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理由认为无脚工作的增多与缠足习惯的流行有关?

然后蒙古铁骑踏入中原,元朝开始。按理说,这个马背上的凶悍民族应该看不起缠足的迂腐气息,没想法也是好的。

元代蒙古彪悍骑兵

原因是什么?

元朝的统治在当时被称为蛮族入侵。不可否认,汉族有很多反抗和反叛的行为。元朝为了巩固统治,并没有给汉族进行“焚书坑儒”的文化洗礼,甚至在尊重的基础上“强化”了汉族的一些特有习俗,包括缠足。

比如,皇帝不仅不反对缠足,还推崇缠足,甚至下令官员写诗赞美缠足:

吴蚕八茧鸳鸯齐,绣有彩凤和金凤尾。

珍惜梦碎妆漫不经心,满眼春娇的时光。

侍者松袜,玉容微露春红。

练半舒卷白练,笋初柔如弓。

三尺轻云淡,一弯新月浅在凌波。

似床舞,妩媚无力,雁沙冲破凹凸不平的痕迹。

金莲太窄走不动,自己站着。

圣旨里李炯写的这首《舞女脱鞋》,写的是三寸金莲娇嫩得借助东风软软地倚在玉阶上。真的是风情万种,皇帝也大方奖励这些诗词。

这些细节让汉人觉得统治者对他们有尊重,甚至这些蛮夷才是被同化的人。这样的策略大大增强了统治者统治的稳定性。

但君臣之间的戏谑,让缠足之风更加扭曲。一切都是小而美,一双“三寸金莲”甚至比脸还重要。只要是女人,“人人有效,不为耻。”(袁涛·宗彝的《南村辍耕》)

也就是元末出现了大家熟悉的“三寸金莲”缠足法,不仅要求缠足的宽度,还限制了长度。

缠足真正的全盛时期是明清时期,著名的“脚赛”始于明朝中期。在这种比赛中,小脚不需要掩饰,却以大方为荣:年轻女子沐浴香火,精心打扮,庙会上遮脸,只露出一双小脚,请评出前三名。富家女子当晚会在脚上抹上加了明矾的香膏汁,第二天就“苗条如红菱”,越发可爱。到了清朝,虽然皇太极、顺治、康熙都曾下令禁止缠足,但风尚还是撑不住,别说汉人,就连满族妇女也纷纷效仿。

也是在明清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金瓶梅粉丝。据说大商人胡雪岩专门做了一双纤维鞋。“谁选妾必先试,合鞋者胜。”也就是说只有能穿这种鞋的女人才能选择(灰姑娘的水晶鞋是什么故事?);他还在家里立下规矩,勤缠足就增加月薪,懒就砍,特别懒就用小鞭子打(啧啧啧)。(《民国姚灵犀·蔡妃录》)

文人墨客对金瓶梅的痴迷更甚于胡雪岩:《申报》总编辑袁祥福总是提着一个装满破旧弓鞋的小皮箱,每晚写作前都把鞋整理在一边;湘中名士王先谦、叶德辉,读书写字时不捧嫔妃、捧金莲,是不可能安定的。湘中另一位学者易禄丰甚至说“宁取功名,不留绣花鞋片刻”,而且在生命的最后,还要求拿几百双绣花鞋作为陪葬品,讲的是做鬼和拜物教的铁杆足控。

更铁杆的是李玉和方旋。这两位清代文人不仅喜爱《金瓶梅》,而且还研究它。李渔在《随感》中详细论述了评价足的标准:“由粗而精,至精而以为好,足小而不倦足小,足小而能纳用”,以及测试足的方法:“只需走几步,观察其难易程度和活动度,观察其勉强程度和自然程度”。而方旋则模仿张恭文的梅体,写了一篇《香莲品枣》的文章,文中写道,金莲有三个精:润即“肥”,柔即“柔”,雅即“秀”,肥、柔、秀是金莲的最高标准。金莲有五种:轻指莲瓣,弯指月牙,窄指弓,细指笋芽,嫩指菱角。因为这五种,十八种脚的名称也是这样划分的,所以我暂且不按;这么说吧,这两位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把爱好发展成专业的铁杆足迷。

然后就是缠足的衰落和废除,中国一千年的缠足到此结束。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比如缠足为什么会兴起?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唯独中国没有?

首先不得不承认,权力和性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当你有了权力,你会想要攫取各种资源,包括性资源。

在古代欧洲,也有在某些时期给女性带贞操锁的习俗。这和“缠足”本质上是一样的,是把女性客体化,把女性身体作为一种资源,据为己有。

但是为什么中国在古代把脚定义为性资源呢?我觉得它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是皇权,掌握皇权的人有太多的偶然性。当掌握这种力量的人爱上了自己的脚,那么这种扭曲的呈现方式就是“缠足”。

而如果当时的统治者是爱吃肚子的话,现在可能会有一则关于他们的奇闻。

更可怕的是,在绝对权力面前,每个人都会成为它的附庸和宣传渠道。皇帝喜欢,大家都会喜欢。仅仅一个人的喜好就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审美、文化甚至风俗。

一旦统治者通过权力把缠足上升到政治层面,使之成为社会规范,就会导致从上到下全民推崇缠足的局面。此时,审美对缠足的驱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少,政治和伦理成为决定性因素。

如今,缠足已被废除60多年,几乎看不到三寸金莲的痕迹。现在爱脚的男女都有,大多喜欢曲线流畅的健康美足,而过去那种病态的审美早已被抛入历史的尘埃。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荒谬和畸形的规范和邪教崇拜。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统治者不受监督的权力、封建礼教的禁锢和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最终导致了女性生理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长期双重破坏。

这也为我们社会中的“恋物癖群体”提供了启示:对自己性偏好的一切满足,都应该以不对他人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为前提。毕竟尊重、平等、自由才是人们享受性爱的最好方式。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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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业。改朝换代与缠足盛行:历代缠足延续的原因分析。巢湖学院学报,2016,18 (05): 94-9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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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义李建德。再文化是决定性的还是决定性的——以中国缠足习俗为例。制度经济学研究,2013(03):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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